1960年粮食征调 宁可饿死四川人不能饿死北京人

2012年01月17日 10:2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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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王海光：国务院给四川要粮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况，就说你给四川摊牌，就说到这种程度，说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发生在你们四川，总是要比发生在北京情况要好吧，意思讲你们要顾全大局。这个话后来被传成什么，就传成了宁可饿死我们四川人，不能饿死北京人。就传到这个上面，就是饿死四川人总是比饿死北京人要好吧，饿死北京人要出问题的，传成这么一个，这可以看到中央真的是，粮食问题是搞得非常焦头烂额。

凤凰卫视1月16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三面红旗的坚不可摧，或者说不可触碰，使得整个局面无法完全彻底扭转，干部们像盲人摸象一样，没法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就始终在外围徘徊，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人民的生活也就越来越糟糕。1960年的6月，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当中，谈到了粮食情况，说北京只有七天的库存量，天津有十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了，辽宁十个城市只有八九天的库存，这也许是建国以来，最令中央领导人感到恐慌的事情，如果几个大城市的上百万市民排队购粮，而粮店无粮可卖，那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不难想象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粮食告急，这也就意味着基础的动摇，而随后即将发生的就是工业的停摆，社会的动荡。

可是呢，中央领导并没有想到，他们所面临的粮食问题是如此的严峻，他们仍旧以为中央调粮困难，是因为地方上不愿意完成中央下达的收粮指标，犯下了分散主义的错误。邓小平对此大发雷霆，在1961年11月10号，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他专门落实了粮食征购及上调的问题。

肖冬连：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粮食调不上来，就征粮的问题，征粮和上调粮食，这是两个概念，征粮就是全国的征购数量，包括他当地销售的，上调粮是从地方上调到中央的，由中央来调剂全国各地的灾难，或者是调剂的粮食，当时的征购粮食和上调粮食的任务，都完不成，根据材料可以看到，到11月中旬呢，才完成20%的上调粮食，所以中央很着急。

解说：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61年全国征收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到70亿斤，9月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然而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全国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了20%，1962年的征购任务，则比1961年还多了100亿斤，达到820亿斤，上调中央150亿斤，任务不减反增。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也是一个“大跃进”，对此，各个地方开始对中央磨洋工，表示无论如何无法完成任务。

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1961年的中国，用几乎全部外汇进口粮食，这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要靠进口粮食吃饭，工业“大跃进”从何谈起，邓小平为此开始了对各个地方大员的摊牌。

姚立文：粮食到处告急，粮食紧张到啥程度，就是说每天各个省里首先是三大市告急，三大市的供应保证不上了，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大市就是告急了，说你再不给我粮食我这儿就发动市民骚动，这个问题比较大，因为你在农村闹点事不要紧，你要城市一闹事，在国际上的影响，那很快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三大市告急，各个省的告急，然后中央给下边要粮食，它调不上来。

解说：邓小平在会议上举出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第一个是底线，第三个是上线，要求各个地方大员任领任务，他话说完，台下一片沉默。

肖冬连：当时党内的情绪不是那么高的，比较低的，这个当时邓小平包括毛泽东也看出来，叫气不壮，比较沉闷，应该要鼓气，为什么当时要征调粮食，这个柯庆施也讲，现在干部的屁股都坐到农民一边了，一提征调粮食，征购就抵触，其他大区书记也这样讲，为什么？实际上是反映干部，这几年感觉到有愧对老百姓。

解说：首先打破沉默的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他接下了150亿斤的盘子，不高不低，选择一个中等的任务，其他书记随后也好纷纷跟进，用户150亿斤的盘子，但同时又表示不敢打包票，称地方工作很难做，农民一讲征购就抵触。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为此如释重负，并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说北京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厉害。

陈雪薇：李先念同志是管财贸的副经理，他的办公室一天到晚的电话，连线四川给他的电话，就是1961年的3月，我这里四川今年，四川就说，我最多只有两个月的粮食可以调走，两个月后没有了。吉林就说我只有一个月左右，没有了。

王海光：李先念就到处求，拜菩萨一样，就等于求他们地方，说给中央一点粮食吧，但下边这些单位都不敢说话，都不说，就他自己都在饿死，自己粮食都不够吃，怎么再拿出来。

陈雪薇：好，李先念的办公室又收到沈阳，沈阳、鞍钢、天津、北京打电话要他要粮食，这是要粮食的城市，就说我们最多吃，五天、七天、十天怎么办，一个是调不出粮食，一个是要粮食，所以粮食问题，吃的问题，成为了很严重的问题。

王海光：国务院给四川要粮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况，就说你给四川就摊牌，就说到这种程度，说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发生在你们四川，总是要比发生在北京情况要好吧，意思讲你们要顾全大局。这个话后来被传成什么，就传成了宁可饿死我们四川人，不能饿死北京人。就传到这个上面，就是饿死四川人总是比饿死北京人要好吧，饿死北京人要出问题的，传成这么一个，这可以看到中央真的是，粮食问题是搞得非常焦头烂额。

解说：最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则提出了一个建议，不如把全国的地委书记都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

王海光：大区书记们就出招，说是不是我们叫省委书记一块来开会，或者说地委书记一块来开会，这样就等于中央一块布置的任务，不是我中央局的问题，是中央的问题，他就有一个让中央，一块给大家做工作的问题，这是比较高明的，就等于把应该自己承担的，中央帮着我们一块做工作吧，我们做工作也难呐。

解说：两天后邓小平将此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时，顺便说到了陶铸的提议，毛泽东的反应是，要开就开个大会，索性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鼓足大家的干劲。他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发言，其他政治局常委也可以讲一讲。

王海光：这样就从一个粮食的问题，转过来就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所以这个情况就和过去，我们所认识的七千人大会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不是一个主动的，去总结验教训的会议，而是一个被动的去应付具体问题的会议。

解说：毛泽东此言一出，立即实行，距离开会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了，没过几天会议人数又从县委书记，增加到各大重要厂矿的厂长和党委书记，直接参会人数达到七千多人，再加上随行秘书等人，这将是一个万余人的大会，如此规模的会议，在当时的中共党史上来说史无前例，大幕就此拉开，演出的计划却在随后一变再变。

陈晓楠：在粮食征调不上来的时候，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曾经为此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并且用各种方式从地方征调粮食，其中有一次他来到江西，江西省委的负责人请他吃饭，那在省委书记向他敬酒的时候，周恩来就端起酒杯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说干一杯酒增调粮食一亿斤，连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时任省委书记的刘俊秀为此深感为难，一杯酒就是一亿斤啊，这酒恐怕是全世界最贵的一杯了。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可谓是用尽了一切办法，在各省市之间来回地腾挪周转，一国总理呢，最后得了个粮食调度总指挥的雅号。粮食征调告急，也许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原因，然而正如我们在片中所叙说的那样，复杂的国际形势，三面红旗所导致的全面的经济大倒退，这才是粮食征调告急的真正幕后的原因。只是呢，这个原因无人去触及，或是敢于触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本着这样一个思维，毛泽东一声令下，在1962年的1月，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浩浩荡荡来了北京，随后，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此发生。明天同一时间请各位继续关注《凤凰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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