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辛劳一生悼词竟无“马克思主义者”

2011年11月08日 10:09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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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贺延光：共产党就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搞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老元勋们一个一个都不能享有这个评价，那这个革命的意义在哪儿呢，联系到了怎么评价周恩来，联系到国家下一步的走向，你像我现在讲这个事，可能你们都觉得至于吗，真是至于。

凤凰卫视11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周恩来辛劳一生悼词竟无“马克思主义者”

陈晓楠：周恩来的去世，对于本已是混乱不堪的中国政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人们无法承受失去总理的悲痛，然而内心的迷茫比悲痛似乎更加难熬，另一方面对于“四人帮”而言，他们谋权夺利的道路顿时开阔起来，他们迫不急待地开始采取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措施，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多年来积累的对“四人帮”的怨恨最终大爆发。

“四人帮”的覆灭这是后话了，我们先来看看周恩来去世之后各方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贺延光：当时给人们带来一种绝望感，中央再没人了，能干的人已经没了。

王忠人：等于一个大厦支柱似的，他去世了谁能应付这个局面，“四人帮”这种状况。国家是堪忧的。

方明（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整个社会是乱糟糟的，中国的前途是什么，人民的命运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所以总理去世觉得非常悲痛，感觉一棵挡风的大树倒了，我们今后怎么办搞不清楚。

解说：当时的保育钧是《人民日报》的编辑，正在干校劳动，当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之后，他马上赶回北京。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第二天就回到北京城里，回到报社了，整个楼里就没一点笑声，说话也没大声，就是比死了爹妈还沉痛的这种心情，当时看到领导他们很紧张，左一个通知，右一个通知开会，大家不要上街去，现在黑布黑纱已经脱销了，不必要纪念，不必要用这种形式来纪念，始终都引导，但是上面从鲁瑛以上的那些人，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别有用心。

解说：197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人们仔细察看报纸上的每一句对周恩来的评语，他们希望自己敬重的总理也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然而人们失望了。

贺延光：你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可能对人们的心情还是一种安抚呢，说你中央还是肯定的，但是没有，那这些老革命、老元帅、老开国的功臣一个一个去世，怎么评价他们，我们很注意，一般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周恩来不一样，周恩来顶到头了，后来我就想连周恩来干了这么一辈子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是，只有毛泽东是，别人都不是，成千上万的人，大家这种情绪。

解说：像贺延光这样的读者绝不在少数，在人民的心目中一个人的葬礼规模和身后所能享受的哀荣极其重要，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那么中央对于周恩来的评判是怎样的，当时的中国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保育钧：总理去世之后成立了宣传报道组，那是鲁瑛他们直接控制的，按照什么调子来纪念，调子规定了一条，对总理不提马克思主义者，只提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贺延光：共产党就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搞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老元勋们一个一个都不能享有这个评价，那这个革命的意义在哪儿呢，联系到了怎么评价周恩来，联系到国家下一步的走向，你像我现在讲这个事，可能你们都觉得至于吗，真是至于。

解说：根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回忆，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对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保育钧：“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叫鲁瑛，他是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他当初是跟姚文元直接联系，是通过红机子联系，我们只是要知道上面什么精神，套用鲁瑛的话就是，鲁瑛从那个抽屉里拿个本本，抽出来看什么指示，再给我们念一下子而已。

解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尚且如此，其他报纸的情况就更加不能期待，像《光明日报》这样的报纸虽然是在周恩来的一手扶持之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陈晓楠：当时就不让自己活动，不让对周总理的报道不能随便的，听新华社消息，报社统一掌握，群众来稿不让登报，群众自发悼念来稿不让登报。

解说：1月9日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泉一直守在播音机房，他亲自掌握着每一次总理逝世讣告的播出，希望能尽力做到不出差错，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还是出事了。

姚文元令勿重点报道周恩来逝世

杨正泉：在治丧活动期间，中央电台应该停止播出一切欢快的文艺节目，包括音乐、戏曲、曲艺、歌曲，其他的一些戏剧文艺演出，因为在这个时候播出这样内容是不协调的，也不符合人民的心情的，治丧期间停止文艺活动是对一个生命的基本尊重，但是主管宣传的姚文元特意向电台作出指示，周恩来治丧期间文艺节目照常进行。

杨正泉：在播出讣告以后，相间隔之间过了一段播出了音乐，这时候马上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电话，严厉地进行质询、质问，最典型的是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一些职工，一些服务员打来的电话，好多是过去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为总理服务的人员。

他们说讣告我们听了，你们为什么不连续广播，你们为什么要播出音乐，你们是什么感情。

解说：跟杨正泉的尴尬处境相比，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姜云川似乎自由一些，当时作为新影厂的副总编辑，姜云川参与了拍摄周总理逝世纪录片的全过程，让人奇怪的是在拍摄期间，“四人帮”的人竟然没有对他们进行干扰。

姜云川（原中央新影编导）：一直到最后也没听到上级给新影下达指示，要拍个什么什么样的片子，没有。

窦春起：新闻电影工作者他有一种直觉，就认为很快要组成新闻记录电影的一个拍摄的摄制组，大家认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会落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大家就等待着马上要开会组成摄制组工作，果然当天由当时的厂长钱筱璋同志主持会议，组成了一个拍摄总理逝世影片的一个摄制组，我被指定为这个影片的解说员。

解说：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窦春起：新闻纪录片组织拍摄这个工作很庞大的，这个队伍很庞大，上百位摄影师。

解说：这是总理遗体告别的情景，1976年1月10日，告别厅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临时的灵堂。

王忠人：一进那个北京医院的告别厅，外边就哭声一片，那里头那个时候根本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一片哭声，我们去那些人两个眼睛模模糊糊，看总理想看一眼，模模糊糊。

窦春起：我记得当时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女同志，甚至在那儿哭得都不行了，其他的人就把她扶着就出去了。

《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 20:02-20:35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 09:0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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