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中国最早欢呼“十月革命”的，其实并不是李大钊，而是上海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劳动》杂志，无政府主义当时呢对中国知识界影响至深，“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曾被他们看成是反专制、反权威、反战争的胜利，但是当新生的苏俄政权开始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骂苏俄布尔什维克是吃人的强盗，当然也有一些人发出了不同意见，李大钊就认为革命镇压，乃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必要过程。
解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在“五四”之后于《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主义，“主义”只是浪漫的设想，美妙的词汇，它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不用费力去研究那些具体问题了。
秋风（学者）：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说，不承认“主义”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傅国涌（学者）：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其实是非常多元的一个姿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要急于找到一条最快捷的来解决中国的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种道路，而不愿意去走一条缓慢的，就是改革的道路。
章立凡（学者）：就像一个大楼，你要把它给安上电灯，你不用说把这个大楼拆掉，你只要把它这个线路给接通了，然后一按按纽，全楼的灯就亮了，这个呢就是他说你借用了一个旧的框架，但是呢你实现了你的制度的更新，他认为这样呢是代价最小。
解说：李大钊反驳胡适到，恐怕必须要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的希望，胡适回答，没有一种灵丹妙药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难题，每个问题必须分而攻坚分而解决。
韩钢：一看就是胡适不一样，受过非常丰厚的西学的浸染，他是一个把学理搞透了以后，然后去选择一种理念，然后并不是说我在当下要参与，直接参与某种政治，而是希望在中国有一个启蒙的东西，而且就是解决问题，也要从非常具体的问题解决起。
解说：但胡适的理性质疑，挡不住青年人“根本解决”式的狂热，时，正在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这样回忆。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王外马甲：保姆或者共产党的助产士，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李大钊，一个是陈独秀，这两个人当时都在北大，都在北京，那么但是这两个人，他事实上对于共产主义的接收方式，他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把他们两个分为理论派和行动派，李大钊这个人他善于组织人来研究，这时候你找，在整个中国找一个共产主义的教师爷，他找不到的，这时候中国最需要是一个共产主义研究的组织者，那么自己创建纲领，要使一个理论变成一个实践政党，一定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做，那么这个人呢就是陈独秀，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他呢很有才华，他有自己的创造力，那么这种人他又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有时候事情还没弄太明白，他就先动手了，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远远不如李大钊，但是他比李大钊更早地喊出了一句什么话呢，工人、学生、军队合起来直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