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38年10月26日，历经四个半月惨烈战斗，中国军队主动弃守武汉。但日本大本营，却对“武汉会战”的结果颇为失望。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投入三十五万兵力，作战经费达三十多亿日元，这已是当时，日本所能投入的最大力量。“武汉会战”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转折点。会战后，日军再武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战自此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发表声明称“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此时，日军面临军需供应的枯竭，曾参与“武汉会战”的日军大佐田部圣在《武汉攻略参战记》中这样写道：“初到湖口，就发现依靠现地粮食物资，来维持我军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日本）向战地输送粮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用的几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进宿舍，也是被破坏了的房屋一部分。”
据载“七七事变”时，日本黄金储备及纸币发行准备金为十三亿五千万日元，到“武汉会战”后日军军费支出，已高达六十一亿五千万日元，远超国家的储备量，当时日本国内，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军队。日本陆相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日本政府为此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将军事逼降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8年11月3日“武汉会战”结束后仅一周，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近卫声明中说的更换人事组织，就是让蒋介石下台，那么日本相中了谁呢？
1939年元旦刚过，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陈恭澍与局长戴笠一同飞往越南河内，陈恭澍尚不知此行的使命。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始终不开口，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哼哼两声，不肯多说，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音太大，如果放开喉咙，在这种场合，又恐被人家听了去，因而泄露了事机，当然不好。”
陈恭澍后来才知道，他此行是要组织刺杀汪精卫。汪精卫时为国民党副总裁，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曾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而入狱，他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激励了当时无数的青年。
“九一八事变”后，汪一度积极主战，日后汪伪政权要员陈公博这样回忆：“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为‘长城古北口之役’促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因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的官兵看不见敌人了，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积极与汪精卫接触，汪暗中派代表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等四下媾和，达成了所谓中日停战的“重光堂协议”。那时汪精卫周围聚集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一批主和官员，促使他最终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