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当时蒋介石投入陆海空一百一十万人，日军也投入了三十多万人，双方都竭尽全力，会战从6月打到10月，范围波及湖北、江西、安徽及河南等省份。
1938年6月“武汉会战”风声正紧，从上海来汉口投亲戚的小学教员姚稚鲁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在‘中原大会战’的主要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姐妹逃难呢。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姚稚鲁的信发出去没多久，安徽怀远人许润田也随家人从乱战中的老家逃到汉口，谁想，脚跟还没站稳，就遇上日机轰炸，许润田回忆：“敌机经常从九江机场起飞，袭扰武汉，每日警报数起，搞得军警百姓一日数惊。最后，敌人竟以大批战斗机、轰炸机轮流不停地空袭武汉，国民党空军也出动了大批飞机迎击敌机。空战激烈。”
当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在武汉，他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我在汉口呆了近七个星期，日本飞机的定期轰炸，使炎热的天气显得更加沉闷了。空袭造成的军事损失不大，但是正与广州一样，数以百计的平民，丧失了生命。当时，除了中国士兵难以想象的勇气，和他们在战争每一天，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英雄行为外，情况是很不妙的。”
其实早在“武汉会战”前，国民政府就已制定了“武汉保卫战”的方针：“保卫武汉之最重要意义，不仅在保卫武汉城市本身，而在掩护东南及中部人力物力，向西南西北转移，以建立长期抗战基础。”
当时武汉不仅是南京失陷后，中国的军政中心，也是工业生产中心。抗战后自上海及沿海，迁来的工厂达七百余家，分布着汉阳铁厂、裕华纱厂等众多大企业。随着“武汉会战”打响，国民政府强制这些企业限期迁往西南大后方，否则一律炸毁。
学者徐凯希后来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冶金矿山大多体积庞大，拆迁工人在缺少大型工具的情况下，利用敌机轰炸的间隙，用敲、钻、扛、拉等方法，陆续拆卸汉阳铁厂材料三万吨，重要设备一千一百八十七件。军政部又将已接管的汉口日商泰安纱厂的纱锭两万四千八百枚，布机三百台全部运往重庆，改名军政部纺织厂，专门制造军用布匹。
据当时报载，只有十点五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多时，竟达三万之众。当时能走峡江的船只，只有重庆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船公司的二十二艘轮船，国难当头，卢作孚挺身而出，他临时增加了雇工三千多人，征用民间木船八百五十余只，运载轻型物资，他对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日后卢作孚这样回忆工矿企业西迁的景象：“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上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唱歌，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一支及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由于日机不间断地对长江轰炸，民生船队每天都有悲壮的故事发生，四十天时间，一百一十六名民生人，血洒长江，六十一人受伤致残，十六艘主力轮船永沉江底。时，民生老人李铁仙感叹：“这不是一川江水，是流不尽的英雄血啊。”
据战后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一百五十余万，货物一百余万吨，包括近十万吨军事器材和枪炮物资，民生公司延续了战时，中国的工业命脉，著名教育家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