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季羡林的去世是中国20世纪老知识分子时代结束

解说：1946年，季羡林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季羡林带着他在德国发表的学术文章早早地来到鸡鸣寺拜会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傅斯年听说是陈寅恪举荐的人才，很是赏识，但同时也告诉季羡林，按照规定，即使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在北大也只能给副教授职称。

蔡德贵：这个傅斯年就问季老说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季老说我来北大不用说副教授，给我个讲师我也觉得很光荣的事，我也没什么想不开的。

解说：没料到到北大仅仅一周，季羡林突然接到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的通知，学校决定聘用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季羡林（生前采访）：当时建立东方学科，无非是感觉，60年前，世界的学术，政治，经济都是西方人在那里操纵。我们东方文化渊源流长，可是没什么地位，所以后来到了北大以后，就创立了第一个东方语言文学系，这1946年，1946年我到北大来的。

解说：其实早在1917年，蔡元培对北大实行课改，其中就有“印度哲学”一门，这被认为是北大东语系的源头。但此后一直起色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资缺乏。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热心新文学运动的胡适借势到处聘请印度学人才，但仍然没有建成独立的系，直到1946年季羡林归国。初建时的东语系，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要少。

蔡德贵：而我们入学的时候呢，东语系已经大概有八九个专业了，东方语言的专业，教师也很多，而且一级教授除了季羡林先生，然后二级教授有马坚先生，金科木先生，还有三级，四级教授那就很多了，力量已经很强大了。所以他这个东语系的发展，应该说几十年来，一直是在季老的这个一手操办之下发展起来的。

解说：1956年教授定级中，季羡林被定为一级，同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四十多岁就荣登中国学术地位的顶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官运亨通”。

解说：2001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举行庆祝季羡林九十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六十六周年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一百多个外交大使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季先生的徒子徒孙。

钱文忠：中国有多少外交家是东语系毕业的？数量非常庞大，担任过大使的数以百计，那个不是一个两个，不是十个二十个，你看季先生过生日的时候，回来一看，哇，100多个大使，都是东语系的学生。

蔡德贵：然后学者呢，那就更不计其数了，然后副部级的外交人员可能也有几个了，这都是东语系，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愿意说自己是季老的学生，也应该说是季老的学生。

马鼎盛：在学生的印象中，季羡林永远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个50年代的人造革旧书包。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就是不像学者。季羡林的家更是以陈旧闻名。水泥地、大白墙，没有任何装饰，完全是50年代的普通民居，破旧的家具都是学校发的，卧室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便是书，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学问的诺亚方舟就在季羡林的脑海里远航，半生的奢求不过是一张平静的书桌。人们说他的去世，是中国20世纪老知识分子时代结束。和季老同一天走的山东老乡任继愈老教授，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文化、道德和境界也成为历史。对于离世，季老早有准备，他晚年的著作《病榻杂记》中思考得最多的就是疾病和死亡。他把江淹的《恨赋》最最后两句诗“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改为“自古皆有死，何必饮恨而吞声”。中国读书人死都不怕，还怕说真话吗？

下一页：香港电台记者到德国找到伊姆加德才获知她终生未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