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政治改革大小 决定未来经济前景

2012年06月16日 11:12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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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茅于轼认为，穷人在市场上是缺乏自由的，而提高收入，是穷人在市场上获得更多自由的必要条件，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特别重大的进步，如果中国的贫富差距能够继续缩小，这个进步会更显着，全世界也一样。

刘芳：虽然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学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自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面对全世界贫富差距，剪刀差的不断扩大，高度市场化的一些政策也引起的相当多一部分经济学家的指责，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个全球性的现象，具体该怎样应对，其实各国政府到现在依然没有找到什么灵丹妙药，而中国面临的情况，其实要比欧美更加复杂，因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让人感到格外的敏感，而越是发展快速的国家，其实也更加需要所谓的垂直流动性。

与弗里德曼一样，茅于轼也一贯推崇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但是他不讳言，市场制度并非是全能的，对于中国改革面临的现实难题他又做着怎样的思考？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一起来聆听。多年来，茅于轼一直坚持，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对话与思考，他判断一项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有关政策是否向着市场经济方向行进，同时茅于轼作为小额贷款最早的实验者，对于当今中国的金融业改革的感触也特别深刻，他认为今天的中国金融行业既没效率，也不公平，应该放手让民间金融去创造财富，以中国过去的经验改革一旦遇到难题，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应该如何救市？

很少有人想着迎着难题而上，进行制度上的变革，对于这样的惯性思维，茅于轼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天生就有扩张权力的冲动，二是因为普通的民众不懂经济学，在茅于轼看来，类似限购或者是保障房的政策就是普通民众不懂经济学最好的体现，限购是侵犯货币的产权，是限制过货币的购买力，也就是说限购其实在中国是违宪的，而保障房则补贴了那些并不是穷人的一部分人，茅于轼的很多言论时常会在风口浪尖上，一方面因为作为一名公众经济学家他特别敢言，而另一方面更因为他所感兴趣的话题，通常本身就具有争议性，比如说有人批评茅于轼就为富人说话，也有人说他盲目的鼓吹市场经济。而事实上，围绕着茅于轼种种的争议，也可以说得上是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缩影。

解说：茅于轼看问题，总是带着辩证的观点，这与他的人生阅历有关，茅于轼的父亲是中国着名铁道机械专家矛以新，伯父是着名桥梁专家矛以升，也因此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攻铁道机车，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山西农村改造，经过12年的劳动实践和潜心研究，他在1979年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后来他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北京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正式接触现代经济学，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被认为是重新构造了微观经济学的整体架构，也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刘芳：很多评论都说，今天的中国改革三十年过去了之后，容易改革的内容，我们已经先行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接下来的三十年，会是改到我们很难改的一些内容，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中国发展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

茅于轼：也不完全是这样，其实我们走了几步，非常难改革的问题，我们都克服了，现在新的问题不是说容易改的都改掉了，难改的改不了，而是新出现了新的问题，特权，经济和政治的特遣，妨碍了垂直流动性，你底下人很难上去，从前这种机会很多，现在这种机会减少了，这是新发现的问题，不是说过去已经有了，现在不容易改，这是新发现的问题，过去没有利益集团的，三十年以前没有利益集团，现在有很明显的利益集团，这就是改革进一步的障碍之所在。

解说：茅于轼一贯推崇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但也不讳言，市场制度并非全能，他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就在于引入了市场机制和政府主导，两者初看有点矛盾，其实不然，他解释说，市场经济制度自19世纪建立，200多年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市场也有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和环保。茅于轼认为，全球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市场经济越来越成功的同时，也会给非市场领域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茅于轼：改革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它是错综交叉的，不是说解决一个问题就行了，你解决这个问题还跟那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很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是它里头的最根本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在政治方面，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就跟三十年以前，邓小平领导大家解放思想，把过去的一套东西丢掉了，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要有一个焕发出，一种创造性的气氛。

刘芳：这种气氛现在存在吗？

茅于轼：这种气氛我觉得，主要来自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所以我们能感觉到，比如说言论自由，这个比过去强多了，但是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

解说：公有制为主，取消特权，公平竞争，开放金融市场这些都是中国改革要解决的大事，难事，但是茅于轼又认为，这些事情之所以称之为大事难事，是因为解决方案与某些政府部门的利益相冲突。

茅于轼：最基本的问题，在经济上和政治相关的，就是不能坚持公有制为主，如果这一条不放开，改革进行不了，我们改革成功不是因为坚持了公有制，恰好是引进了私有制，还有什么理由要在宪法上写着，要以公有制为主呢？所以这一条不改的话，讲什么税收是次要的问题，而这一条很难改，因为现在的既得利益，很多靠垄断得到巨大财富的这些集团都是国有的，国家对于这些东西是非常模糊的，它不像过去国有企业都赔钱，把它卖掉算了，关掉算了。现在国有企业赚了好多钱，舍不得把它关掉。

刘芳：说到金融业的垄断，还有金融业的一个不合理的现象，最近也有在一些开放民间金融的试点，比如说在温州，对于这样的政策您看好吗？

茅于轼：这个是说明了，现在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是是不是有很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些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要让私营资本进入主导着自主金融领域，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还是你国家在做，你把老百姓的钱拿来了，让你来干，这个不行让他自己干，他自己的钱他自己干，这是金融业的基本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