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于通钢职工身份的认同远大于对通化市民身份的认同

刘芳：一场金融危机，打破了建龙与通钢之间脆弱的平衡，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整个钢铁行业在2008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通化钢铁也未能幸免。建龙入主后的两年，没有实现省国资委当初期望--新通钢成立两年内形成年产1000万吨钢规模。相反，从2008年6月开始，钢材价格暴跌，通钢陷入“生产越多就亏得越多”的怪圈。2008年冬天，通钢人迎来了最严酷的寒冬，七座高炉全部停产。在此期间，普通工人每月领取300元生活费。到2009年2月，亏损一度高达10亿元。这样的严冬在通钢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约12000名一线职工、近3万人的职工队伍嗷嗷待哺。然而就在这样的危机关头，3年前通钢人敞开胸怀迎来的建龙集团，却在严冬时节弃通钢而去。2009年3月末，通钢集团宣布与建龙集团实行股权分立。尽管对于建龙的缘何离开，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是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逃跑”的建龙让通钢人彻底失去了信心。

解说：这次突如其来的股权分立的结果是，建龙集团退出通化钢铁的全部股份。5月份后，钢材市场形势好转迹象明显，就在建龙集团退出通化钢铁的第三个月，2009年6月，通钢电视台的报道称，通化钢铁当月实现盈利近7000万元。然而就在此时，建龙又再次出现。2009年7月22日，建龙集团与吉林省国资委达成新意向：建龙集团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控股，持股66%，吉林省国资委等其他原有股东直接持有通钢集团的股权降至34%。

鲁菲：因为三月份建龙集团和通钢实行股权分立了嘛，大家很高兴，我采访到的职工也说，建龙退出以后，他们放鞭炮，非常高兴。然后他们干劲很足，那刚刚盈利以后，建龙又回来了，就觉得我亏损的时候你走了，盈利了你又跑回来了，很随意的只有100天的时间，当初一些职工跟我讲说，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解说：建龙的重新回来，对于通钢职工而言，完全是一个“突然打击”，而这也成为7月24日职工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索。

吴师傅：通钢在没改制前是个很好的企业，改制后，以前有些工人并不理解什么叫改制改革，也没尝到甜头和苦头，他们都没尝到，只知道有这么个名词，但是实践后他们尝到了苦头，就是职工通过重组以后呢，苦头是什么呢，职工待遇并没有提高，而且职工陆续下岗，这样他们尝到了苦头，所以说二次他再回来群众他就挺气愤，有的工人说我们本来就没饭碗了，没饭碗就得饿死，我们还怕啥。

刘芳：与众多的老国有企业一样，通钢曾经更像个小社会，图书馆、体育场、医院、报纸、电视台、中小学校甚至公安派出所是应有尽有。一家三代都是厂里的同事在这里很常见，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心特别齐。这个群体对于通钢职工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对通化市民身份的认同。很少有通钢人能准确叫出市长和副市长的名字。在他们的概念里，通钢和通化市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企业职工的父母官是总经理，通化市的父母官是市长。通钢所在地二道江区只有通钢一个企业，城区人口的9万人口中，通钢仅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就有近5万人，再加上家属的话，整个二道江区跟通钢没有关系的人，少之又少。让通钢人不满的是，建龙并未延续这种默契，用退休职工的话说，“挣钱就来，赔钱就走，建龙缺乏起码的责任感”。2008年底，受金融风暴影响，通钢全部停产，由于所在二道江区的取暖是依靠工业余热，通钢人的新年就是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度过的。直到现在，这里很多房子的墙角都因为冰雪没有及时溶化而变成了黑色，墙角的黑色痕迹或许可以抹去，但是留在通钢人心里的伤痛却难以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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