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周吉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2011年12月02日 14:23
来源：凤凰网专稿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周吉同志50年代的照片

母亲1970年底被“解放”，分配在呼和浩特市第二毛纺织厂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工厂的后勤工作。她只要能工作，只要不做“革命对象”被批斗欺压就好。她不计较职位高低、工作好坏，一如既往，焕发青春，一年四季，十几里地，骑车上班，认认真真为工厂职工解决困难。1973年春，父亲获得了“解放”，重新启用为内蒙古自治区领导。1974年母亲到内蒙古卫生厅任党组书记、副厅长，1978年到中共中央党校学校，1979年任内蒙古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4年任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常委，1992年作为副省级干部离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要甄别平反，大批老干部要解放安排，母亲作为“文革”后刚刚恢复的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在反腐倡廉、干部教育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为自治区的拨乱反正做出了自己的功效。到内蒙古顾问委员会（父亲是主任），母亲已年过古稀，她和父亲一起发挥着自己的余热，为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母亲钟情革命，钟情党的事业。悲惨的童年、艰难的家境，国破家亡的悲伤，是她有一种“天然”的革命倾向。进入延安那革命的大熔炉，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理论的熏陶，她就立即成为优秀的职业革命者。上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子大学，任教延安民族学院，参加解放集宁、攻打绥远的战斗，撤出张家口、流亡外蒙古，她总是那样热情、积极、向上，总是集合全副精力于工作，奋进是母亲的本色。解放以后，建设人民自己的家园，更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

母亲一生简朴勤奋，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和父亲总是教育我们几个孩子要朴素，要勤劳，要认真学习，认真工作。这方面，父母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做了高职位的干部，而他们从来都衣着简朴，从来不铺张浪费。我们小时候，很少穿新衣新鞋，衣服总是打着补丁，鞋也是自家做的“傻鞋”。直到我们上大学，衣裤也常常补丁连连。父亲、母亲很注意从小培养我们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每学期期末，都开“家庭会议”，要我们汇报学习和学校生活，而后一一指教。这种“家庭会议”，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七年父亲被批斗军管关押之外，总是年年开，直开到孙子辈，直到父亲去世那年的春节。

母亲律己严格而待人宽厚。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她上有老人，下有四个孩子，还有父亲的老家来的孩子们，母亲和大家相处很是融洽，这源于她有一副热心肠。她非常关心人，爱护人，理解人，帮助人。秘书、司机，无论是新的老的，母亲总是和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遇有向灾区捐款捐物，父亲、母亲总是最踊跃，他们觉得，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他们理当做的。直到晚年，父亲和母亲仍资助一名锡盟苏尼特左旗的牧民之子上学，还带着书籍千里迢迢去草原看望这个孩子。

母亲既对人热情、温柔、体贴，也遇波折和困难刚强勇敢，百折不回。茫茫沙海，北风大雪，马队，勒勒车，她怀抱着未满月的孩子，向漠北跋涉，那要有怎样的精神和毅力？“文化大革命”中，自治区党委做出决定——支持造反派，父亲已经明确站在党委集体一边，是母亲先“杀”出来反对，并且挺身而出做父亲的工作，这需要怎样的胆量和气魄！“文革”中，受批斗、遭凌辱，历经残酷的非人待遇，欲生不能，欲死有千万条理由，母亲挺过来了，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性格！在艰难困苦之际，母亲总是坚持信念，增强勇气，自己再痛苦，再悲伤，再困惑，也要在我们儿女面前表现出开朗乐观，“苦水往肚里咽”。“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岁月，父亲“军事监管”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况，皆无音信，母亲尽管也隔离了，但毕竟有机会见到孩子。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我们儿女也处在被怀疑、遭打击的境地。母亲是一盏灯，点燃我们心灵的希望之火。

母亲和父亲相识于延安民族学院，那时，她是教员，他是副教育长。共同的工作，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相识，相爱，走到一起，从1945年5月1日结婚到父亲去逝，五十二年，他们度过了金婚。父亲一生朴实憨厚，胸襟宽阔，为人本本分分，工作兢兢业业，深沉虑事，稳健大度。母亲也是以革命和工作为第一的人。她工作勤奋，精明干练，细心温情，乐以助人，同时，对父亲非常理解和支持。他们的性格一快一慢，一急一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战争年代，解放以后，东部，西部，顺境逆境，“文革“灾难，疾病袭来，和风细雨的春天，冰天雪地的冬日，不管什么年月，什么情况下，父亲和母亲都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他们的情与爱随岁而增，到老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