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周吉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2011年12月02日 14:23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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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吉同志40年代的照片

母亲1942年1月到延安民族学院工作，从此走上了民族教育和民族工作之路。她教政治课，文化课，当班主任，后来在内蒙古工作的不少领导干部都曾是她的学生。从1938年到延安，母亲这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就像久旱逢甘霖的禾苗，茁壮成长。无论学习，还是教书，无论军事训练，还是大生产，无论做什么，母亲总是最热情、最积极、最优秀的那部分人里的一个。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共产党所追求的民族解放、人民富裕的目标，和母亲的思想感情一拍即合，水乳交融。

抗战胜利，内战再起，带给母亲的是一段秋风冷月、漠北漫漫之路。纪新出生了，出生在不合适的时间——解放战争国民党重点进攻开始之时，不合适的地点——国民党进攻的重点张家口。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孩子出生，母亲得到的不是欢乐和幸福，而是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出生17天，张家口大撤退，母亲带着未满月的孩子上卡车，坐勒勒车，进入雪茫茫的锡林郭勒草原。而后，又在严冬腊月，负责带领“共产党家属”十几家大人孩子共四十多人，迎风冒雪，千里北进，避难到中蒙边界，直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一年半，母亲受尽磨难，又责任在肩。“在哪里都应当做革命工作”。在异国他乡，母亲每天晚上在华侨的“中国俱乐部”礼堂向在蒙古的中国老乡讲国内战争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她参加伊力导演的《白毛女》曾轰动乌兰巴托。

母亲从1948年5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工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后又任内蒙古政府人事处处长，兴安盟盟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东部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行政公署人事局局长。从1955年起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人事局局长，做组织人事工作凡18年。期间经过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一化三改”、整风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等重要历史过程和运动，母亲总是认真贯彻党的决议和政策，兢兢业业工作。调动干部支援建设，安排大学毕业生和军转退役人员，调整工资待遇，奖励和处分，退休和福利，等等等等，大量的人事工作，母亲总是不怕繁杂，不辞辛苦，热心地去做。母亲做组织人事工作，有原则性，又有温情体贴，普遍得到人们的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母亲都遭到严重迫害。父亲王铎作为自治区党委“老书记”，首当其冲，成为造反派打击的重点。父亲是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他对“文革”及内蒙古形势虽有自己的看法，但毛主席号召支持“造反派”，内蒙古党委做出决定支持“呼三司”，父亲只好和内蒙党委班子站在一起。1967年二月，中央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内蒙古的矛盾也日渐激化。是母亲挺身而出首先站出来，表态支持内蒙古军区，反对内蒙古党委继续支持“三司”，在内蒙古几百名厅局长中卓然而立；也是母亲亲赴北京做父亲的工作，父亲终于脱离了内蒙党委支持“三司”的立场。父亲的“倒戈”，成为1967年春影响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重要事件。虽然父亲因此而和王逸伦作为“乌兰夫代理人”、“内蒙古二月逆流的主帅”而被打倒，被批斗迫害监禁六、七年，母亲也被冠“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而遭受残酷打击，但客观地历史地看，1967年的早春，父亲站出来，下决心站在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继续那样搞下去的立场上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这其中母亲的作用至关重要。

“文化大革命”是人性泯灭，兽性狂发的年月。母亲在“文革”中受批斗，被关押，可以，但不把人当人看，以欺压人、残酷折磨人为乐，就是不能容忍的。不让她见年幼的女儿，不让她见年迈的母亲；寒冬腊月，北风呼啸，人事局造反派竟把她关在四面透风的过道“门斗”里，不加理会，冻死病死才好；仅因为给家中写了一张道平安的便条，就作为“疯狂反扑”，像耍猴一样，逼她在大食堂站高凳敲锣“自责”，让大家看热闹。1969年伊克昭盟杭锦旗巴拉亥村，8个女人，1个“黑帮”，这个“黑帮”就是年近花甲的母亲。挑水扫院，背柴烧炕，全是她的事，连过冬安个炉子也没人搭把手。孤立人，冷落人，欺负人，甚至把人当做禽兽，毫无人性人道而言，真是黑暗的年月！母亲刚烈、顽强，终于从这种煎熬中挺了过来。真个人之万幸，家庭之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