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神州：吴小莉专访成思危

2007年03月26日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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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官员成思危

串场2： 1991年，父亲成舍我去世，成思危写了一篇悼念的文章。名字叫《最珍贵的遗产》，成思危说，这最珍贵的遗产，就是自强不息四个字。就像父亲成舍我的一生，一直在实践自己名字的深意--“天之大任，舍我其谁”一样，成思危对于父亲给自己取的名字的深意—“居安思危”也是一刻不忘。

主持人：就像您说，您作为思危这个名字的这个时代，您觉得您可以对中国，现代的中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成思危：我觉得现在，当然从我的角色来看，是一个参政党的领袖，是人大的副委员长，那么在众多的发展过程里，我觉得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思想，用来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来促进国家的发展，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能够起到的作用吧，我记得这个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一生是很短促的，那么你能够有你的观点和思想，能够对社会发生影响，我认为这一点就是很不容易了。

主持人：但是您在努力着？

成思危：对，我是在发表我的观点，就是用我的理解来诠释中国现在的所走的道路。

成思危自身走过的道路和这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一样充满曲折和坎坷，也充满了传奇色彩。文革期间，作为化工专家，他曾被下放烧锅炉；改革开放之初有了赴美留学的机会，46岁的成思危又出人意料地改行学起了工商管理。然而在人们的眼中，成思危人生最大的转折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1994年，成思危59岁，就在离退休还差一年的时候，他从学者转而开始步入政坛。

主持人：其实你人生的很多决定，可能外人都吓一跳，比如说你在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在化工部做一个副部长，管理实业了，就等于说是掌有实权了，手里掌有实权，但是后来你决定选择加入在政治党领导之下的民主党派的工作，到民间去工作，你当时是怎么考量的？

成思危：1994年底，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旺老先生请我吃饭，动员我参加民建。当时我已经59岁了，还有一年我就退休了，退休以后我说我想，我也可以做很多学术研究，我也可以参加很多学术活动，那也我高兴的话，可以到台湾，到这个美国，到法国，因为我大姐在法国去走走，对嘛，所以我当时已经是准备退休，我说我还加入民主党派做什么？当时孙老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我知道你在政协很努力，

他说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你这些建议可以说高层，最高层根本看不到，对吧，因为你没有机会，你想一年多少政协委员发言领导可能都看，不可能都看。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就不是你个人了，是代表一个党派，那就有机会了，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那么这是最好的方式。当时孙老大意给我谈是这样，这句话是打动了我，因为确实你想知识分子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是希望他的意见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