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变革中的媒体 良知决定前途

媒体声音和媒体对真相的报道和挖掘，是孕育和谐的土壤和维持和谐的必要条件

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闻媒体的发展经历了一场非常重要的道德革命，美国的媒体经过严格的分析，经过了对正反案例非常激烈的争论以后，把抽象的良知具体化、规则化，从而揭示了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

美国的主流媒体认为，新闻是属于公众的公共财富，新闻只提供事实，不掺杂媒介的私家观点。客观性是美国新闻的主导原则。而这个客观性的标准是什么？这里面有很多的标准，包括体制、范本等等。

另外，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新闻学者弗林特，他也说过新闻的美德有13项。其中，准确、详尽、全面是第一项，真实是第二项，独立的精神和勇气是第三项，公正、公平、正义是第四项，等等。这13项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整个13项，美国的媒体把它定为美国新闻的专业主义，这种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改革的今天也多次被我们的学者，包括喻国明教授提过，这非常好，过来人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需要形成一种独特的新闻精神和维护一种健康的新闻伦理。

当然，也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良知是可敬的，但是却靠不住，因为法制和规则的力量才是千倍于良知。但是事实上，法制与规则的实行是以人的普遍守法为基础的，法制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遵循的最为理想和最为有效的方式，是人们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并且主动遵守。而成熟的伦理与道德良知，是自觉认同的前提。在一个良知泯灭或者普遍缺乏基本良知的社会，真正的法治绝无立足之可能。因此，基本良知的培育与重建，是各个行业目前都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媒体来说，良知更决定着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前途。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或者说以“和谐”为方向和目标的社会里，真实的媒体声音和媒体对真相的报道和挖掘，是孕育和谐的土壤和维持和谐的必要条件。

说到新闻的良知，也许不能回避客观性、披露真相甚至负面报道这样的字眼。我们也应该确定自己还原真相的规则，那就是善意、稳妥、客观和建设性。

很多人说，如果内地的媒体都有“凤凰”这样的话语空间，“凤凰”就没戏了。对于这个说法我非常不服气，我们负面报道的空间比内地媒体小多了。

当然，我们也有两个，一个是窦文涛主持的《文涛拍案》，一个是曾子墨主持的《社会能见度》。这两个节目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对社会现象或一些陋习进行鞭挞、评判，在“敏感地带”对一些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这两个节目能够长久地存在，包括内地其他具有监督功能的节目、栏目或者版面长期地存在，并且能够越做越好，我认为是现在媒体政策方面的开放和开明所带来的。另外，这还说明我们善意的立场，能够得到官方和民众的认可。

当然这种接受也是不容易的。前不久，文涛曾写了一篇他做《文涛拍案》的体会———《〈文涛拍案〉的三条命》，挺吓人的。一个叫“短命”。为什么呢？第一次做《文涛拍案》的时候，做了不到一年就下马了，然后又过了一两年，我记不清了，《文涛拍案》重生了，所以说《文涛拍案》是“短命”的。

第二个是“苦命”。别看文涛这个人言谈嬉笑，很风趣，其实他非常追求完美，他经常做一个节目从头到尾是他一个人在那边，其他编辑帮不上忙。为什么呢？他太珍惜这个节目，太珍惜自己的形象了。有一次，我们北京总部技术部的主任“揭发”说，文涛有一次在录音间里连续待了23个小时。这话可不是表扬，而是抱怨他占着摄影棚，别人没法干活。(全场笑)但是文涛就一根烟接一根烟在那里思考，所以他说他是“苦命”的。

第三条，他说是“黑命”。“黑命”是广东话，命好黑啊，就是说这个人倒霉的意思。这也有一个象形的意思，23个小时这样折腾，那就成熊猫了，黑眼圈。文涛也有红眼圈的时候，他经常为他所描述的故事里面的情节所感动，所激愤，然后躲到一旁，流下一把凡人泪，回来还得若无其事地做节目。

文涛说，人人心中有良知，但是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处处都按自己的良知去办事。做节目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摒弃一些顾虑，按照政策的分寸，为社会正义来张目。

“凤凰”的一位观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非常钦佩窦文涛和曾子墨，因为这两位是追求良知的主持人。他说，也许对良知这个词，许多人都已经感到陌生了，很遥远了，但是对于一个视诚信为生命、讲究社会责任的媒体来说，凤凰卫视应该帮助人们去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

追求良知有环境的压力，有市场的压力，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不管有什么压力，“凤凰”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因为良知代表了人性中最崇高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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