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回归后香港的繁荣有赖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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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钓鱼台国宾馆,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刘长乐太平绅士接受《新京报》记者的专访,当记者问到香港回归以来的十年,也正是凤凰卫视发展的十年,两者之间有必然的关联吗?刘长乐表示:凤凰卫视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的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借着这股中国风,凤凰才飞向了全球。其次,就是借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同时,我们不能割裂来看两者的关系,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十年的腾飞,如果没有中华民族这十年的复兴,香港也未必就能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番繁荣的景象。以下是采访全文:
嘉宾记者双重身份见证香港回归
记者: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那天你在哪里?
刘长乐:我就在“香港回归”的新闻中心报道大厅。当时,我既是庆典嘉宾成员,又是媒体记者。我利用了嘉宾这个独特的身份参与了报道,比如江主席进入酒店大堂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历史性镜头除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别人都没有。他刚刚到达香港下榻以后,因为我在大堂里,所以我当时拿小型摄像机把它拍下来了。一方面在那里见证历史,另外又记录历史,并把它传播出去。
记者:作为嘉宾和记者亲临现场,你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刘长乐:我非常激动。首先,我是1990年开始在香港发展创业的,见证了或者说正好赶上了大时代的这样一个机遇。其次,我们这时候正好办了凤凰卫视,媒体又能见证香港回归的每时每刻,我觉得更加荣幸。
记者:香港回归作为当时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前往香港采访报道的媒体很多,竞争应该很激烈吧?
刘长乐:香港回归时,全世界的英语媒体几乎全部铺天盖地地到了香港,他们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来看香港,我们都知道像《时代周刊》说的“香港已死”,香港当时的气氛就像当时的天气一样,是一片阴霾,下着大雨。西方媒体的报道所谓“一片唱衰,一片阴霾”。但是,作为华人,我们由衷地希望中国主权独立,在我们参与报道的记者编辑中间有90%的人来自香港本地,我们当时接手了卫视中文台的原班人马,他们的心境是复杂的:既有香港回归的激动喜悦,又有对前途的茫然彷徨。这样的一种环境氛围,使得你更加深切体会到,准确地反映华人心声的电视媒体在当时是多么重要,多么匮乏。当时我们就觉得做这样一个电视台,一个频道,确实是降大任于己。
记者:十年过后,回过头来看香港的发展,很多西方媒体都改变了当时的看法,比如,美国《时代周刊》日前就对此作了表态。
刘长乐:是的,《时代周刊》前些日子说“要向香港道歉,现在香港的天气是多云转晴”。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艳阳天”,而不是“多云转晴”。当然,他们能够说到“多云转晴”,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认为他们也是了不起的,他们敢于承认这个变化,而且敢于做出道歉的姿态。
从十年前的旁观者到如今的操盘手
记者:有种说法认为,1997年香港回归的报道对于凤凰卫视的发展路径影响比较大,从此转向更重视新闻的报道,香港回归和凤凰卫视的定位有必然联系吗?
刘长乐:香港回归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典,也是一次传媒的盛宴。全世界的媒体人当时都汇聚到那里。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凤凰卫视来说是难得的,但也使得我们由此有了一种怦然心动的想法,就是怎么样能够扩大华语媒体的影响力。我觉得经历并记录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同时又因此获得了受众正面积极的回响,对我们下决心走上资讯、新闻这条路,起了一个历史拐点的作用。
记者:今年是回归十周年,凤凰卫视应该同样不会错过这个重要事件吧?
刘长乐:这次我们将进行36小时不停地播报。
记者:通过十年时间与香港本土的融合,凤凰卫视这次和十年前的那次报道相比,会有哪些不同吗?
刘长乐:十年前,香港回归的报道,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回归十年后,香港两个重大的活动,回归十周年的庆典晚会,在6月30日晚上,另一个是在7月1日的上午的庆典,我们都会参与报道。其中,30日晚上的大型演出只有凤凰卫视和TVB(香港无线电视)两个主办单位,我是总策划。我们已经变成了最主要活动的操盘手。十年前,我们只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记录这些事情,但现在我们可以作为香港的社会中坚,作为媒体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回归后香港的繁荣有赖民族复兴
记者:香港回归以来的十年,也正是凤凰卫视发展的十年,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吗?
刘长乐:凤凰卫视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的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借着这股中国风,凤凰才飞向了全球。其次,就是借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同时,我们不能割裂来看两者的关系,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十年的腾飞,如果没有中华民族这十年的复兴,香港也未必就能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番繁荣的景象。
记者:就两者比较而言,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一些?
刘长乐:我觉得,虽然凤凰卫视不是香港的一个local(本地)的电视台,而是面向全球华人的,向全球华人传播中华文化,推介关于中国资讯的这样的一个电视频道,所以我觉得前者来说更重要一些。香港回归的这十年,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崛起,对凤凰卫视的发展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记者:回归后,内地和香港的联系和来往也更加紧密了,媒体影视界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凤凰卫视在内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提升。内地电视台开始借鉴学习凤凰卫视的成功经验,当凤凰的节目模式被内地电视台模仿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刘长乐:总的来说我已经习惯了。开始的时候有些压力,后来就习惯了。因为这种复制实际上就是“形似神不似”,我们很多节目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老杨读报》这个节目,完全是针对老杨这个人,他是一个报人出身,又有非常张扬的个性,非常敏捷的反应,当然有的时候比较犀利,也捅了不少娄子。这个节目有很多人模仿,甚至连服装、灯光、造型都模仿,但实际上学不到他真谛的部分。
记者:我们知道,你在香港回归以后,获得了不少的头衔和荣誉,比如“香港太平绅士”和“香港城市大学荣誉博士”,这两者你比较看重哪一个?
刘长乐:“香港太平绅士”是历史沿革下来的一个殖民地的产物,但是把它洋为中用。近年来从内地去香港发展的人,获得这个头衔是很罕见的,所以我觉得“太平绅士”作为香港人对我们的认同,很有意义。去年,香港城市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称号,我也很感动。我觉得如果把太平绅士看成是香港市民对你的认同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个荣誉博士看成是香港的大学、知识分子的认同。我比较珍惜这个,因为香港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是非常自由的,非常多元的,他们对凤凰这样的媒体能够认同,对我的认可,我认为是很珍贵的。
香港回归后新闻自由程度提高
记者:作为媒体的高层管理决策者,你对回归十年以来香港媒体的变化关注多吗?
刘长乐:最近,我正在研究香港回归以来媒体所发生的变化。一般人的判断都是,回归后,香港的新闻自由并没有受到更大的限制,而且自由程度比过去还高。有少数人说香港媒体的自由问题比过去严重,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回归后,香港并没有新闻的审查制度。
记者:有人认为,近年来香港媒体的低俗化倾向比较突出,你怎么看?
刘长乐:对,很多人都认为香港媒体的低俗化问题、道德沉沦问题非常严重,已经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到了职业操守问题了。比如像刘嘉玲的裸照事件,还包括其他一些非常低俗色情的东西,充斥报纸头版、电视头条。但是,这并不是香港特有的现象。其实,这在台湾更严重,这种低俗化带有一种潮流的色彩。这是因为媒体泛滥,媒体竞争现在已经白热化了。
刘长乐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太平绅士刘长乐。1951年出生于上海。198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随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8年移居海外。1996年3月31日,旗下的今日亚洲有限公司与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及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同日,凤凰卫视开播。2001年8月,刘长乐被评为《香港商报》“二十一世纪封面人物”。200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刘长乐为太平绅士。(来源: 新京报 杨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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