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政治色彩颇浓而革命意义极大的《婚姻法》为中国人的婚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其颁布为起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就在《婚姻法》颁布前一年，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藉这本女权主义的“圣经”，波伏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敬意，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
关键词： 婚姻法 史良 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
·1949年8月9日，山西日报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称他在敌伪时期长年在外工作，老婆在老家。老家解放后，他想回家，可是敌伪政府不让他回，还告诉他，解放军占领的地方，男人不在家的妇女都会被分配。郭志钦听了这话后，以为老婆已经被分配了，于是又订了一门亲事…… 【详细】
·“得让他们赶紧结婚。”孙爱英回忆父亲当年的话。1948年12月底，孙爱英在两方父亲的带领下踏上了寻夫路。他们背着干粮徒步走了四五天。“天黑了就找地方睡，睁开眼就赶路，走了七百里才找到。”这时已是1949年1月1日，在新年的第一天，两人结婚了。【详细】
·在1950年至1952年间，全国各地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虐杀者达数万人，时任司法部长的史良称“这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里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详细】
·《婚姻法》的公布实施使无数受压迫的妇女获得了自由和新生。一位只有29岁却守寡13年的妇女读到《婚姻法》里“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一句时，不禁反复地念了十几遍；她高兴地说:“我得到自由了！” 【详细】
·当时，我是农场一个作业站的副站长。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当时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姨表妹写信给我表达爱意，我一本正经向农场支书汇报情况，要求单位出示证明登记结婚时，支书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组织发展的对象，为什么要找个剥削阶级姑娘结合呢？” 【详细】
核心提示 自“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为一切的主题，婚姻如是。其时“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丹书铁券”。与政治条件相比，人们对财富、职业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许在那个均贫富已被制度化的时代，经济方面的任何期待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人们连爱情也少有期待。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
关键词： 政治挂帅 组织安排 家庭成份 革命家庭 划清界限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信仰和阶级成分成为婚姻的主导力量。这个时代的婚姻标签赫然写着“革命”二字，聚和散都是为了“革命”。相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结婚是为了更好地“斗私批修”。离婚也是因为“革命”。这个年代的离婚案，基本上无关性格感情，只关乎阶级成分。一句“划清界限”、“反戈一击”，使无数恩爱夫妻劳燕分飞。【详细】
爱情是人们一种本能的追求和向往，这不是政治倾向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和混乱所能扼杀和改变的。客观地说，虽然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美德被否定，但人们对爱情的态度普遍怀着一种朴素的坚守，加上意识形态对个人情感的强烈压制，就整个社会来说，在两性关系的态度上相当严肃和保守。这也是在性观念日益开放、坚守意识日益淡漠的今天人们依然对并不美好的60年代深深怀念的原因。【详细】
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