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琴：63岁

郭常信：68岁

1967年深秋，我和妻子朱凤琴的婚恋在“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革命口号中开始了。

我1965年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辽宁美术出版社，按规定“下去”参加了一年“四清”。

1966年9月回来，正赶上“文化大革命”。1967年，我已是27岁的大龄青年了，还没有女朋友，好心的老同志吕燕就帮我介绍对象。

对象是比我小5岁的女孩朱凤琴，在太原街一个食品商店工作，各方面都很优秀。我们的会面地点是中华路她的家里。

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吕燕带我赴约。

这家老人给我的印象很好，朴实亲切；朱凤琴本人给我的感觉也比照片要好。命运就这样注定我这辈子和这一家人联系在一起了。

当我们到了热恋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革到了我父亲的头上，他当时是亿盖县四中高中语文教研组长。

1948年的一天，上级来人要全校的老师集体填了张加入国民党的表格，没有任何活动。

解放后，父母到有关部门登记，当时组织上的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们自然把父亲当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开始批斗。

朱凤琴的商店领导闻知她与我处对象，支部书记亲自找她谈话，让她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和国民党的儿子划不清界限，有的还热心地为她介绍解放军干部的对象。

她虽然痴心不改，但毕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预备党员还没转正，弄不好还会丢掉“政治生命”。在各种压力下，她出现了失眠的现象，心脏也出了毛病。

当时社会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还是很有市场。而凤琴根红苗正，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商店重点培养的接班人。

这时弟弟来信，说父亲每天挂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被批斗，关在“牛棚”。我感觉，这要给她带来灾难，影响她的前途。

我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向她表示，咱们算了吧，分手吧，结婚对我们不合适，会影响你一辈子的。她当时没有说话，眼泪立即夺眶而出。

我自己也觉得，说的是违心的话，因为爸爸的问题，当时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这样做有些太仓促、太残酷。之后，就再也不提这个想法了。而岳父岳母都是工人出身，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们也是一头雾水。于是，专门找了当时任派出所所长的朱凤琴叔叔研究了一次。

这位有资历的老党员说：常信爸爸的一般历史问题，将来不会有什么大事，不会影响什么。这个权威而公正的表态，也是成就我婚姻的重要决定。

我们的恋爱艰难地进行着。有一天，岳母和我说了一段话，令我终生难忘。她说：“常信哪，如果将来有一天，凤琴因为你爸的问题，党籍没有，你还能瞧得起她吗？”我当时眼含热泪告诉她：“不会的，我会永远对她好。我还不是党员，怎么会瞧不起她；再说，我不是因为她是党员才喜欢她的。”就这样，我得到了岳父岳母死心塌地的认可。我衷心地感激他们，一直抱着感恩的心情，孝敬他们直到养老送终。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提出1968年4月的结婚日期，老人们都同意，于是我俩喜出望外地领到了结婚证。在出版社同志们的策划下，我们决定举行“破四旧、立新风”的集体婚礼。其他两对都是鲁迅美院毕业的同学。

1968年4月21日，星期日，举行婚礼。婚礼开始，没有《婚礼进行曲》伴奏，而是全体起立，齐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又念了几段“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毛主席语录。

客人们没有送红包，议程里有一项是辽宁美术出版社全体职工赠送我们三对新人每家一个台灯，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

中午三家谁也没留来宾吃饭，来宾全都空腹而返。我记得，最后一项是新郎新娘出节目。我唱了首当时最流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结婚时，我的家里非常困难，父母只寄来五十元钱和两套被褥；岳父母为我们买了一对木箱，还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我是背负300元外债结婚的，这在结婚后我才告诉妻子。婚后我们每月只有56元工资收入，还要还外债。

蜜月后没几个月，辽宁美术出版社的全体职工到党校学习，我们开始了两地生活。在学习班上，每当看到一些老干部、老革命被批斗时，我自然就想起我的父亲，不知道此时他正在遭怎样的罪，心里非常痛苦，但还要表现出革命的风貌，那是一段十分难受的日子……

风雨终于过去了，1972年我从盘锦“五七”干校调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馆美术创作组，成了专业画家；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国家的十年动乱；1977年我接到了父亲学校的为父亲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书；朱凤琴在整党时转为正式党员；1980年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首这段悲喜交加的婚恋，我们心心相印，携手走过了坎坷的人生旅途，却觉得患难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厚。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兑现了婚礼上亲友们深情的祝愿——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作者：荆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