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年就18岁了，可我还没有户口，姐姐也没有。任记者你信吗？”又是一个反问，这一次文博的表情严肃起来，他看着我，开始一字一句的讲，“因为村长卡着我们，要收了私钱才办事。村里人都习惯了，可是我看不惯。不给钱，卡了十几年，换了三个村长，我和姐姐都没办成户口”。文博掏出那只别人捐助的手机，开始给我放录音。他说这是他去村长家，偷录下关于办户口事情的对话。这是一段让人心酸的漫长录音，我听到一个孩子是如何模仿成人口吻，假装聊天，伺机套话，费尽心思搜寻所谓的“受贿证据”；我也听到另一个声音是如何虚与委蛇，套话连篇，给足暗示却又明话暗说。然后，文博把手机仔细收好，他说要找到更多证据，拿回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我看着这个轮椅上的瘦弱少年，看着他倔强的去寻求理想中的“正义”，一股揪心的哀伤涌上心头。我告诉他，以我有限的法律知识，偷录行为无法作为有效证据；对于家境贫困的他来说，打官司要付出无法想象的高昂成本；而且因为无法找另一方核实，我的纪录片也难以给一个他想要的结果。“你是除了我家人之外，第二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我信任你，并不向你要求什么。我会去咨询律师，找到合法的证据，我要的不仅是一个户口，而是要告倒“贪污腐败”的村官。”他说这话的时候，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我不太看得清他的脸，只有那双燃烧的眼睛，在黄昏中一直亮，一直亮。图为李文博的手机里，是他偷偷录下的声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