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亚投行是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机构

庞中英：亚投行脱胎于旧的国际金融机构

二十国集团的话，它也提出来要改革，旧的国际金融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世界银行的改革在进展，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遇到了一些阻力，主要是美国的阻力，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实际上各方面都有呼吁，说现有的这个国际金融机构，是不够的，需要创设，需要建设一些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所以亚投行实际上是一个新建的一个国际金融机构，这个新建的国际金融机构，它是脱胎于旧的这个国际金融机构的，它是在这个，旧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机构。

解说：全球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从政治层面看，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其本身的改革已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经济层面看，旧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进展非常有限，已不能满足全球治理的需要，而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它的创建正处于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庞中英：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亚投行在筹备过程中的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外交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外交争议，我们知道不同的国家，对亚投行这个倡议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对亚投行的态度和立场引人注目，对亚投行有批评，有关切，甚至有反对，那么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和日本也没有接受邀请，参加亚投行，所以亚投行在筹备过程中间，产生了激烈的这种国际争论，也引起了许多观察者，把亚投行问题的话，从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把亚投行问题，过度地政治化了。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国际组织，成立的历史上面，我认为这可能是头一回，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在筹备的时候，引起了如此大的这个国际争议，尤其是许多人从现在的和未来的世界格局的角度去思考亚投行的问题，那么比如中国，代表了新兴的这种国际的权力格局，那么美国和日本代表了就是维持一种旧的一种权力格局（的力量），那么这个是新和旧之间产生的一种冲突和对抗，或者是什么新兴的大国，然后和守成的大国，就是维持现状的这些大国之间，展开的这样一种冲突、一种争论。所以亚投行问题，它在筹办的时候就面对着尖锐的这个外交挑战，那么亚投行筹备过程中的话，这个外交的交锋，其实这个过程本身的话，就值得我们很好地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本来我想的话，就是亚投行，其实它是做好事，就是等于是亚投行在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新的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的创新，提供一种新的选择，一种新的选项。

这是为解决，比如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解决全球治理中间出现的新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如美国还有日本，那么有的人对亚投行就做出这样的反应。

那么另外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些人士的话，对亚投行又如此地欢呼，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尖锐的两极化的这个极化的情况。

解说：亚投行在筹备过程中，引起了很大的国际争论，首先是美日作为维持旧的权力格局的力量，与亚投行产生冲突和对抗，另外，还有的国家和地区对亚投行持欢迎支持的态度，所以亚投行本身引起了很尖锐的两极化的反应，那么亚投行作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美日担心它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是一种挑战。

庞中英：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能被夸大

庞中英：亚投行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一种新的，一种中国主导的，一种新兴的，能够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不是这样？我个人认为的话，这是夸大了亚投行的作用，亚投行从一开始其实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亚投行要取代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取代现有的这种自由秩序，我们知道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国际金融机构，它代表了叫自由秩序，亚投行是不是就是说它对自由秩序是一个颠覆，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亚投行和已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当然这里头有竞争，但是更重要的是亚投行为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注入了一种新的动力，刺激现有的这种，很难改革下去的国际金融机构，获得一种改革的动力，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现有的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中间，遇到的结构性的问题，它实际上需要国际制度的创新，亚投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国际制度创新这样一个产品。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为亚投行的诞生感到庆幸，就说世界经济，比如现在全球问题，如此的复杂，如此的艰难，那么多边主义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现在就是全球性的这个公共产品，全球性的这个就是国际制度的供给实际上是少了，而不是多了。

所以亚投行实际上是增加了国际制度的供给，增加了一个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全世界应该为亚投行的诞生，这样一个概念的诞生，这样一个机构的诞生，而感到高兴，而不是说是感到是，这是一个挑战，就是对于现有的这个机构，现有的这个秩序，是个替代什么的，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大家更多地从积极方面去思考亚投行，它对于改进全球治理，它对于全球治理创新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旧的机构和新的机构之间，它到底要形成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国际社会，有关的国家，必须要很好地处理的一个问题。

这里头有两个机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就说明这两个机构在尝试着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关系问题。一个是二十国集团，大家知道二十国集团呢，包括了这个老牌的国家，欧洲国家，然后美国、加拿大，那么也包括了新兴的经济体，包括了新兴大国，中国、印度、巴西，这样一些国家，还有其他的新兴经济体，那么这是一个新和旧的一个框架，新和旧的一个结合，这个其实可能为未来的世界秩序提供一个方案。但很可惜，现在二十国集团的话，它也这个动力，或者是它的这个势头，不如当年了。然后就是亚投行的话，它实际上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案，因为现在看来的话，原来我们看到亚投行，这个仅仅是亚洲国家，中国可能和印度，还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然后发起的这么一个机构，有点新，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欧洲国家加入了，欧洲国家加入了以后的话，这个就等于是有老牌的国家，也有新的国家，所以这个亚投行本身的话，它既是创新，但它同时的话，实际上是把新的和旧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相信亚投行等于是提供了，也是为未来的全球治理的转型，或者全球治理的创新呢，它提供了一个模式，这个亚投行的意义就在这里。

解说：亚投行为未来的全球治理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模式，这种模式是尝试在全球治理中，如何把新的世界秩序和旧的世界秩序结合在一起，而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是什么？中国追求的全球治理模式与美国有什么不同？《世纪大讲堂》——《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正在播出。

庞中英：最后的话，我想说的是，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欧洲的时候，就是访问德国的时候，他有一个讲话，有个讲话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中国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中国外交政策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话，向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的方案还是非常不够的，那么现在中国说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案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中国经历了这么四十多年，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了，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主要以加入这个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金融组织为主，那么现在的话，这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就是中国在加入WTO15年以后的2015年，那么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之后，将近三十多年的时候，中国建立亚投行。中国原来是世界银行还有亚洲开发银行主要的一个贷款对象，那么现在中国的话，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向国际社会向其他国家提供贷款这么一个国家，那么中国的话，也自己愿意组织这样一个多边的机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我想就是代表了，所谓的中国的崛起，这是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一个指标性的东西。我今天就是很希望大家从未来的角度去思考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就是大家可以去设想，就是十年以后，那么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比如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后，那么中国实际上肩负着就是如何向国际社会，向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国际经济制度这样一个任务，这样一个责任，这是中国的国际责任的问题。所以现在应该说亚投行就是中国尝试着提供这样一个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小的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全球的共同产品，这是一个事业。就是说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中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发声这么大的历史转折的情况下，中国提供一个国际组织，然后试验一下，那么可能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将来可能还会提供新的，其他的，可能更大的这种国际组织，就是中国向这些新的国际组织做出贡献。

但是要说明的是，关于全球与全球治理的关系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从哪里来的，中国过去是个发展中国家，现在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那么今后的话，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个特点可能还不会消失。尽管中国是个大国，所以中国的与全球治理关系的话，不能够简单地用西方的观点去衡量，比如说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然后中国或者取代欧盟，然后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间它发挥着一种主导的作用，这个世界是由中国来主导的了。我相信这些说法可能是夸大了，夸大其词了。就是说一定要认识到中国是会找到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合适的地位，中国也会帮助全球治理的话，获得进一步的创新和转型。但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间的作用，不能够得到夸大。现在我和许多的国际学者在讨论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那么我发现很多的西方学者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间的作用，要么就是把中国的作用看的相对比较小，要么就是夸大这种作用。

现在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作用应该是比那个原来，大家看到的要大得多，这个就夸大了。现在就是如何正确地，如何合理地、理性地，就说客观地看待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的话亚投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视角，就是提供了一个指标去衡量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亚投行，还是比如未来我们知道可能中国还会提供新的这种国际组织、全球组织，它不是中国的，它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它是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一个贡献，发挥了一个大国的作用，承担了一个大国的责任，这些组织它不是中国的。即使中国在中间发挥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一种主导性的作用，但是我想它是属于国际社会的，它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中国追求国际领导但是不追求国际霸权，所以大家看到亚投行，实际上是一个叫做是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

就是说它和那个世界银行或者是亚开行这个不一样的，就在于那些银行那些机构是有霸权的全球治理的机构。那么亚投行是没有霸权的，但是是有领导的，这个领导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大概是这个（股份），我们大概占了百分之二十多，所以这里头的话就是从理论上讲，要区分一个问题就是，国际领导和国际霸权，这个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那里的话，国际领导和国际霸权是统一的。在中国这里的话，中国是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但是中国不是霸权国家，这就是国际关系学术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霸权的国际合作，这个是一个新的尝试。我相信中国追求亚投行这种没有霸权的国际合作的话，有可能会获得成功。因为现在的话大家看到有五十多个国家都来参加，就是共襄盛举，有可能我们会缔造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模式，就是亚投行。如果是这样的话，亚投行就算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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