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视频《全民相对论》第109期：中国往事

内容提示：很多时候别人总是会说，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文革这个话题，如果我们听过一些亲历者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像这样曾经参与过这几段历史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而且有很多人选择了沉默，不愿意来分享，其实年轻人更需要知道这段历史。

这是中国社会缺少的一种文化。从每一个家庭自己的家庭史，可以感知到很多和这个社会以及你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它息息相关的事情。

凤凰视频原创《全民相对论》2015年3月24日播出“中国往事”，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婉莹：记忆有的时候是痛苦的，它如影随形，直至一个生命个体的消亡，我的模糊记忆起源我的小学时代，家长去学校门口接放学的孩子，我的同班同学看见了我的爸爸，说了一句爷爷再见，我脱口而出不是爷爷是爸爸。这样的记忆一直跟随着我、困扰着我，直到我去年回国，我的父亲做了一个膝关节的置换手术，护士小姑娘告诉我，你爷爷的后膝康复训练进行的很好，当时我乐了，这是我爸爸，这是我最近的一次听到爸爸又被当成了爷爷。

我和我的父亲整整相差了近50岁，我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少代沟，我很好奇，我之所以好奇是因为曾经在某一段时间内，我将自己看成是文革的产物，如果没有文革，我的爸爸他一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非常想去了解他，我想知道他生存的那个年代，他的家庭、他的成长、他的故事，我曾经列过一份清单，上面写着我对他过往的所有的疑惑，但是他选择性的回答我。

1955年一个19岁的少年，因为家庭的原因、政治的因素，他报考医学院未能如愿，只能被分配到甘肃的兴所高校，22岁那一年，因为班里有任务，他在撰写《苏反扩大化》的文革的时候，使用了苏幸设这个名称，24岁那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甘肃民勤一索中学，那是一个离沙漠很近的一个城市，他是他们学校最年轻的右派，他很委屈，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想自杀，三次徘徊在黄河岸边，但是每当想到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还有没有成年的弟弟妹妹，他却步，他觉得不能这样，他要活下来。

他想好好表现，努力的工作，好好的劳教，好早点把右派的帽子摘掉，可是这个想法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太单纯了。1970年，他34岁，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当时学校有两个老师和他一样，一个被判了十年，其他两位判了20年，他判了20年，还有一位当地的地主被宣判死刑。他们一起四人被拉往刑场，地主排在第一位，我的爸爸排在第二，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景，他说只听到当时枪声一响，他身边的地主倒下了，其他人都还活着。

在那样一个时刻，很短的瞬间却浓缩了高度的恐惧，我觉得足以可以给人致命的伤害，一辈子的心理阴影。我现在可以想象到，他讲课的场景，可是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去想象他是如何在监狱里待了近十年，我不知道这样的生理和心理的残害，会影响他怎样一辈子，这也是他从来不愿意跟我讲的。

1979年44岁的他平反了，此后他拿着补助的三千块钱，是对他十几年的补偿，义无反顾的回到家乡，找到了工作娶了我妈生了我，我记得大四的时候，我随着他们一行从甘肃民勤开始，游走武威最后到达兰州，去探访了他曾经关押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还小，不那么懂事，但是我知道现在在我看来他是在寻找他逝去的青春。他在那个地方待了22年，那是他青春最美丽的年华。往事有的时候并不如影随形，也不会随风逝去，文革的雾霾在我的心中它隐隐存在，我知道它就在那里，虽然我看不清楚，我想这里一定有我父亲的影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是活着从那个时代走出来。

闾丘露薇：年轻人更需要知道文革历史

闾丘露薇：这已经是《全民相对论》第三次做文革的话题了，很多时候别人总是会说，为什么你们要关注这个话题，如果刚才我们听过婉莹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像婉莹父亲这样的人，或者其他的一些曾经参与过这几段历史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而且有很多人选择了沉默，不愿意来分享，其实年轻人更需要知道这段历史。

我想这是在我们中国社会，其实蛮缺少的一种文化。因为其实从每一个家庭自己的这个家庭史，你可以发觉到很多和这个社会以及你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它息息相关的很多事情，所以在今天很高兴欢迎大家，也谢谢婉莹分享你的这样一个家庭的故事。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现场，介绍一下，首先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

雷颐：听了这个婉莹家庭的故事，我觉得信息量非常大，既是她个人的、家庭的私人记忆，也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里面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广阔的社会史。

闾丘露薇：然后在这边是印红标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革研究学者。

印红标：我在想每个人说出真相，就是为驱散这个雾霾去一份力。

闾丘露薇：贺延光先生曾经是我的同行，他原来是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不过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我想可能在现场的很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了解的其实也并不是太多，那就是1976年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之一。

贺延光：我是一个经历者，我知道文革是整个人类的灾难，是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一场灾难，我们有责任有权利把真相告诉大家。

闾丘露薇：我想不仅仅是文革，如果我们还有经历的话，未来我们还要更加的关心，像反右、大饥荒，等等有太多太多在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其实像婉莹我想知道你去问你父亲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愿不愿意告诉你。

王婉莹：他选择性的回答我，他挑他愿意回答的问题回答，但是针对于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始终触碰不到。

闾丘露薇：有没有问过你妈妈。

王婉莹：我妈妈其实她的了解也比我多不了多少。

雷颐：我做过一些口述像迫害别人的人，他确实多数是不愿意讲的，那很多受迫害的人我觉得他应该愿意讲，结果也有相当的好像不愿意触及这个话题。

印红标：还有的太痛苦，他整个是疮疤重新揭开。

雷颐：重新揭开，有的觉得太痛苦不愿意。

王婉莹：这个想法是我爸说的，他说你干嘛要揭我的创伤，我不想去回忆，我觉得回忆太痛苦了。

现场观众：其实婉莹我们差一辈人，我的父亲就是老师，跟他父亲相同的经历，说这时候他掉眼泪，我也特别的难受，我就记着我当时还很小，我每次下学回来，我都先看看我们家门口有没有大字报，有没有红卫兵，我就在那种极度的惶恐和不安当中度过我的小学，看见她今天说那些，我心里头就是勾起我特别的一种悲伤。所以我觉着这个事，就像各位老师说的，是一种雾霾，不拨它难受，但是剥开它是一种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