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中国应积极地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在我们前面还有一些大国，它们虽然人口远不如我们，但是发达程度超过中国，它们的贡献的会费比例更高。比如说德国百分之七，日本虽然只有1.2亿人口，提交了百分之十的会费。美国，我们不要觉得美国可能老是欺负联合国，光是把国际组织当工具使用，其实美国长年累月向国际组织、向联合国提供了大量的会费，而且是最大的会费缴纳者。比如说联合国，大约五分之一以上会费是由美国提供的。包括联合国总部我们知道在纽约，为了维系这个总部的存在，它的家属安置、它的停车场、它的医疗保障、它的保安等等等等，包括各种文本的翻译，美国的纽约纳税人每年上百亿美元要付出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为国际组织的存在，为联合国总部的功能发挥提供了美国纳税人的一份贡献。

那么我想未来中国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让国际组织有效地运转，更合理地发挥作用，那么中国呢，应当在国际组织中间提供更多的支持，提高我们的会费。而且我的一个信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人均（GDP）不到7000美元，但是根据联合国标准，一旦你达到8000美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后，你原先的贡献要大幅翻番，提高。那么意味着说我们现在每年小几十亿美元的会费，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摊款，可能上升到大几十亿美元。那么我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可能还有很多国内的百姓、媒体甚至于部门对此没有了解，没有做好准备，这是让我多少有点担心的。所以强调创造性介入，它也强调了权力和义务的不可分割。你既要享受当世界大国的荣耀，你也应当承担作为世界大国必要的付出，包括你兵源的付出，包括你会费的付出，包括建造世界灯塔，世界各地所需要的安全保障的这种付出。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这方面探讨还不够，我们公众，我们媒体对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我认为还有相当一个距离。所以公共产品的讨论，公共产品的安排，更大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新时期中国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的一个重要的杠杆，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效路径。

最后一个我想说呢，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它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新一轮的布局，我认为非常有意义，而且我事实上也为它所鼓舞。我觉得如果真的做到了，对于下一阶段中国的成长，中国自身的进步以及世界上来接受中国，会产生很好的作用。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适应新的要求，要适当地，量力而行地增加外交投入。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公众应该更多参与外交，了解外交。从全世界来看呢，我认为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外交它不只是外交人的事，也不只是少数国务活动家、主席、总理他们决策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共外交、社会参与、民间的交往在新时期，世界事务中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实际上我看这个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成功的发达国家，它们历史上都有过这个过程，开始就是硬力量出去了，军舰出去了，然后船队出去了，然后运输货轮出去了，之后它们发现，仅仅这些东西出去不够，它一定要提供公共产品，一定要提供各种善意，它们的青年人，它们志愿者也都出去了。比如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一方面航母、军舰、战略盟友越来越多地在全世界分布了，同时它向世界各地派出了Peace Corps，就是我们讲和平队，帮助世界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中国新时期，我们的走出去，我们创造性介入是要有政府、有军队、有外交、有商务，同时有更大的这个金字塔型的社会、底基，有我们的年轻人、有我们的护士、有我们的志工、有我们的农业示范专家，让人家看到新时期中国是一个热心肠的中国，是一个既为自己在全球打拼，也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好处的这个新的面貌。这就是创造性介入一个基本的画面，谢谢大家。

解说：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去，而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和利益却时常得不到保障。中国外交上能否有办法保证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和利益？中日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并不乐观，在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时，应如何看待两国民间感情和国家之间争端的关系？中国怎么提高外交质量？《世纪大讲堂》《创造性介入与中国外交新取向》正在播出。

田桐：非常感谢王教授给我们带来特别精采的演讲，那么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些问题想和您交流和沟通。

现场观众：王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以后在外交上要做到硬的更硬，软的更软。那么就说我们在软的这方面要做得更好，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活动。那么我们直到现在中国国力增强，有很多的中国公民都到海外去旅游，但是他们在海外的时候会经常发生一些情况，就是他们的安全有时候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就是很可能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新闻说发生了中国的游客被绑架了这样的一些事件。那么我们国家在外交上能够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或者说方法来保证我们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呢？谢谢。

王逸舟：最近王毅部长提了一个重大的倡议，以及开始在全球的中国使领馆实施，就是叫中国公民海外的呼救系统。就是你在海外的学生、打工仔或者是探亲的人或者游客，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人身危机的时候，可以同时这个电话号码向我们的使领馆，向中国外交机构去求援求助求救，它这个是在全球能够拨通的这个号码已经在我们外交部网站上公布了，它这是最近刚刚建立的一个全球领事保护的系统。同时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未来一段时期，要加大在全球的使馆领馆的分布，加大我们海外人财物的安全意识的提示。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工程队出去之前，它只是从技术上、从资源上、从投入产出的可行性上作出评估，但很少对它去的国家所在地的安全风险、政治情况做了解。那么我也建议呢就是我们走出去的国民、走出去的公司、走出去的各种各样的留学生在你去之前，不管是留学、是打工、是旅游之前做一些调研。作为一个公民，我觉得首先你对自己要负责任，你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对家庭要负责任，包括了走出去之前，对你所在的目标做好调研。那么政府的保护要加强，个人的安全意识要防护，结合起来，我觉得就有可能减少我们目前看到海外遇险事件增多这种情况。

但是我同时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总体而言，我们现在外交投入是不够，像我说的那样，我们人走出去的最多最快的，从三十多年前，我们一年出去不到一万人，现在一年出去一个亿，增长了一万多倍，而我们的外交投入、外交人员那只能说是很有限地增长。这种反差，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有的外交首长说现在中国外交领事保护你刚才提的问题，很像一个小马拉大车。所以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既要靠我们个人，公民个体的自保意识增强，靠我们现在外交官他们的努力工作。同时我觉得从决策角度来看，一定要对我们的整个的资源配置，对我们海外的领事馆的分布，要做出更好更大更有利的规划，让它全球网络化。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在海外的各种情况，各种不测事件能够比较及时地、有效地得到应对。实际上这方面，我现在也做一个比较研究，我看一些发达国家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就它在全球安全保护、全球的领事提示，全球的各种各样的，包括当地的保安的配合、合作它有什么样的要求，来自于企业它有些手册、员工等等吧，它的需要提示的地方，这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一步步来吧。

现场观众：王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日本的留学生，我今天想问的是就今天的中日关系并不乐观，但我实际上来到中国并不觉得这个民间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不好），我喜欢中国人，中国人也喜欢我。所以我想问的是，这个民间感情和这个国际社会上发生的争端矛盾的关系您怎么看？

王逸舟：中日建交已经有四十多年了，目前它处在一个低谷期，但是我坚信这个低谷终究要过去的，中日关系终究会好起来的。而且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在地区事务、在全球事务中间一定要发挥更大作用，而要避免一山不容二虎的这个争斗，这个逻辑。当然现在确实解决问题是有些棘手的，我觉得要分层次。第一个就是在民间我觉得一定要大力加强友好往来，第二个也要看到就是解决领土问题，解决岛屿争端问题从全世界来看都不是件容易事情。所以中国也好，日本也好，我觉得不可能期待一朝一夕就把这个问题谈下来。我做了一个比较，当今世界193个国家，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有海洋的要求，其中六十多个国家目前都在纷争，都处在矛盾。所以也不是中国、日本两个国家之间有这种不解，有这种对峙。

只不过目前显得比较突出一点，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问题。土耳其跟希腊之间，比方说恶劳死跟日本之间，那么很多很多国家包括不久前我碰到丹麦的一个外交官，他说丹麦和加拿大之间在格陵兰群岛也有纷争。所以我们要平心静气地看待问题，它是国家正常的利益的之间这种磨合、分歧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分歧要尽量避免演化成全民的仇恨，演化成战争冲突，那是曾经的历史。但是我们今天21世纪了，一定要避免这种图景出现。那么我所说创造性介入，特别鼓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间不要过多受到单纯的这个安全纷争的困扰，而要继续往来。我相信未来在经过了这个寒冬，经过了这个低谷之后，我们会看到中日关系重新走上正轨。就像周恩来总理，一位非常受尊敬的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曾经说过那样，中日关系终究要好起来的。当下确实有困难，我觉得也要有智慧、有信心、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努力。

现场观众：王教授好，我是高有思（音），来自以内列的留学生同学，以色列是有比较高质量外交的小国，那我会发现高质量外交，不仅能使大国更强，也可以让小国不弱。那我的问题就是中国要实施什么政策或者借鉴什么思维方式，为了提高他们的外交质量，那这里面也无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人来说，高质量外交到底什么意思？

王逸舟：我最近也在考虑你像以色列、像新加坡、像瑞士它的幅员很小，它不人口也很少。但是它们在本地区乃至与全球的事务中间，不管是安全事务，是外交事务，是科学领域都有超乎这个幅员、人口的重大影响。可以说超想像力的发挥，超能量的作用。我觉得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也是我们的未来应当去借鉴和学习的。所以中国的发展不是说只是向美国、向欧洲、向发达大国去学习，或者像中国一样规模的印度去比较，去借鉴，我觉得同样也应当学习像新加坡、像瑞士、像以色列这些成功的小国它的各方面经验，其中特别是外交经验。

中国在新时期我觉得首先一个要学会把软的和硬的结合起来，这方面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是一流的，但是以色列的农业实力、以色列的游说能力、外交的Lobby（游说）同样是全世界最好的。我觉得中国这方面来比呢，就是我们在科技方面、军事方面也可以跟以色列加强合作，互建有无。同时呢，在我们对于世界各国的这个Lobby，游说或者说争取人心方面我们也可以学学犹太民族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能够在世界各地赢得重大的朋友，能够赢得那么多的支持，我觉得对中国而言，是有很多启发作用的。我也希望未来看上去幅员大小差距很大的两个国家之间，中国和以色列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了解和学习。当然，我们和你的邻国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希望保持友好的合作，保持传统的友谊，为中东和平中国能够积极地创造性介入，发挥建设性的影响。实际上我觉得未来这方面的余地特别大，希望看到中国和以色列在这方面能够起一个建设性的作用吧。

田桐：两百年前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狮子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头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实际上中国这头狮子是醒了，而且正力图让世界和其他国家共享这头东方雄狮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因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主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出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苏丹问题、中东问题还是派遣维和部队，提出“一路一带”，中国也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切实投入到国际公共事务的解决，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我们再一次感谢王逸舟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采的演讲，同时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大国外交新观察”，我们下一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