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牵头筹建亚投行 新兴国家影响力增大

如今，中国经济规模是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却并没有给予中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应有的相应的发言权，世界银行依然由美国人主导，IMF由欧洲人主持，既使是一个亚洲开发银行也是由日本人操控，在G20的框架内，新兴市场国家就要求改革，IMF份额治理，但是这些都遭到了美国国会的反对，因此中国的倡议迎合了这批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

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发现，每当自己陷入危机而求助于这些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的时候，需求常常难以满足，而且伴随着苛刻的条件，而每当发达国家陷入危机，需要援助的时候，这些原则又都不翼而飞了，现在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资本流出的风险，为稳定和发展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不管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望，还是现实经济的需要，中国提出的这个建立合作开发银行的建议，就马上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亚投行的建立，既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向外延展，也顺应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趋势，未来也许亚投行有望走出亚洲，成为更大范围的基础设施融资的一个平台，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都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胡一帆：巴西经济深层结构性问题一直未解决

最近，巴西铁娘子罗塞夫再度被选为巴西总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巴西经济能否走出弱势的关注，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巴西曾经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的时代，不过，如今的巴西又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在纽约让一位巴西人给擦皮鞋，要比在圣保罗找一位巴西人擦皮鞋还要便宜，在圣保罗市中心，不包括小费的擦鞋价格是十里尔，也就是六美元左右，而纽约的办公区里，包括小费在内的擦鞋价格才五美元，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迹象，反映出的是巴西企业的成本非常之高。

除此之外，经济增长是连年下滑，通胀率居高不下，更让巴西逃不出经济衰退的怪圈，那么巴西经济为什么会经历如此大的反差，同为发展中国家，巴西经济的表现，又是否能带给中国一些启示呢？本期的首席对话，我们就请来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博士，我们来听听他对于巴西现状有着什么样的见解。

解说：胡一帆，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美林证券副总裁及策略师，并在世界银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多家机构担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吴柯萱：好，我们知道女总理自从2011年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想挽救经济，但是相比于之前的高速发展，巴西经济还是一直在衰落，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胡一帆：实际上巴西就是在21世纪初发展比较快，那我觉得有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确实和大宗商品的价格逐年上升确实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巴西是一个资源型出口的国家和农产品的上升，资源的出口实际上给巴西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所以呢推动它的经济发展，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从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美国宣布去年退出Q1之后，巴西就忽然这个GDP就开始下滑掉下来，那实际上就是说，巴西的这个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一直是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巴西最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可能就是说，对于它基建设施的落后，对于经济的这个发展的瓶颈，还有就是说它的财政赤字不确定性，债务的高企，那也有人说巴西2014年，举办了这个世界杯，那确实在世界杯期间，就是2010到2014年，就是巴西进行了150亿的投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投资实际上他并非是真正生产性的，因为大部分是投资在，比如说媒体啊，安保啊，然后体育场馆，实际上不是生产性投资，道路也有一些机场，但是这个只占20%，所以巴西制约它真正经济发展的，比如说包括它的基建设施的落后，包括机场、道路，还有就是物流的落后，实际上是极大的限制了它的发展。

第二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巴西经历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政府的债务一直居高不下，那现在的话，债务还是保持在60%以上，所以呢确实是，一方面就是收入这两年逐渐的减少，另一方面支出的增加使它债务的不稳定性更加的上升。

那另外的话，它也存在着比如说结构性的高失业啊，比如说像税收的高企啊，劳动力制度的僵化，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没有在，它所谓的高速发展的，就是21世纪初真正的解决，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说，巴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随着全球的这个流动性泛滥开始结束，开始退潮之后，它的结构性问题又开始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是老问题，所以就又开始重新让它的经济重新回到一个，比较缓慢增长的轨道上。

解说：在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前，巴西曾经经历过腾飞的时代，1945年至1980年，巴西年均经济增速接近7%，但这之后，巴西经济撞了南墙，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通过一系列货币和财税体系的深层次改革，终于让巴西遏制了高通胀的姿态。

推矿，原油等资源的开发和出口，也让巴西当仁不让成为了金砖四国之一，只不过这样的辉煌还是被衰退的怪圈淹没。

吴柯萱：有人说巴西这两年经济的衰退，并不能怪罗塞夫政府，因为巴西经济太过依赖于资源型的出口，对大宗产品的依赖，那么前两年，尤其是它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非常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一帆：我是这么看的，那确实是在2001年，2002年之后，就是巴西对中国的依赖度确实在逐渐的增强，那这个依赖不是说它是弃美求中，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因为中国消耗了世界上的65%的钢铁，20%的原油，那自然而然会对这些大宗商品有很大的需求，那大宗商品它是最大的提供国，所以确实它对中国的依赖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它出口的19%是出口到中国，进口的16%也是来自于中国，所以它对中国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增强，那我想随着就是在2004年之后，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之后，金砖国家实际上由于它经济的互补性，所以之间贸易的推动，而且包括投资的推动，确实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最近就做了一个测算，确实中国对巴西的经济影响非常大，应该是排在中国经济影响的前5位的国家当中，中国经济的波动可能对巴西，就GDP的7%的波动，可以由中国经济的波动来解释，那我想中国从2013年慢慢开始到今年，是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可能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开始下降，确实对巴西反过来是很大的影响。

吴柯萱：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那罗塞夫的连任呢？也让大家对于中巴之间的经济合作产生了普遍的期待，现在大家最为看好的是铁路方面的合作，您觉得中巴经济合作会主要实现在哪些领域？如何实现？

胡一帆：我觉得中国和巴西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合作的空间和机会，首先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上面是非常互补的，就是我们说巴西不管怎么说是一个资源型的大国，而且他是一个，就是叫做地广人稀，当然跟中国比起来是人少了，但是它也是一个人口大国。

就是说他是一个资源型为主的国家，那中国确实是资源缺乏型的国家，所以这之间实际上有很多的，无论从贸易、从金融，还是从投资，那我觉得现在比较理想的一个合作的方式，如果从贸易投资上来讲，就是基建换资源，因为巴西是最有资源的，中国的话在基建方面集聚了很多的产能和技术和很多现在升级配套的要求，那就是中国从巴西进口资源，然后可以帮巴西改善它的投资的环境，这样的话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债务可能也不会有很快的上升。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今年夏天7月份刚刚宣布的，设置在上海的金砖银行，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往这个方向的一个巨大的迈进，就是说这个银行可能是，就是目标，就是说帮助金砖国家当中发展推动基建建设，推动贸易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双方都是利好。

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巴西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合作的领域，就是在金融方面，那大家也知道，就是经历了金融危机，经历了美元的贬值，现在美元又开始强势，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就是巨大的外汇储备，随时面临着货值贬值的这个风险，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实际上大家有很多诉求说，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储备货币，或者把金砖国家的货币作为一篮子储备货币杀，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探讨，至少中国和巴西之间，现在又有双边的互换协定，大约有1900亿的人民币，而且在金砖银行当中，我觉得也可以更多的推进，就是说双方贸易当中，以双方货币的交易，或者是对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有非常大的作用。

吴柯萱：那么中国对于巴西的投资有没有困难的地方呢？

胡一帆：这个巴西现在总统连任之后，大家也提到，就是说巴西的话，真正大家要做一个长期的投资，可能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壁垒，比如说存在着，巴西的税收非常高，巴西的税收占到GDP的三分之一，而且税收系统非常的复杂。

第二，就是巴西的劳动力的结构，用工的制度是非常的僵化，这是沿袭欧洲的体制，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成本非常的高，并且据说是非常的不灵活，这个也是制约巴西制造业发展重要的原因。

最后一个呢，可能它的金融市场还是欠发达，因为在拉美国家当中及可能除了墨西哥和智利之外，就是巴西的这个金融市场，发展得也比较早，但是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巴西要真正发展，要吸引真正的外资，对它真正近期有促进作用，可能这些方面它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