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慰安妇”的双重苦难：白天做苦力 夜晚受侮辱

解说：黄有良阿婆与陈亚扁阿婆是同一批起诉日本政府的受害者，在2001年和2005年，一起去过日本。由于有着相似的经历，两人感情很好。但由于距离太远，两人身体都不好，很少有机会见到。她们说，都很珍惜对方。

陈亚扁：阿良她比我小，我们都一样痛苦。

陈晓楠：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之后，随着众多慰安所的建立，海南本地的汉族、黎族、苗族的年轻女子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受害者林爱兰阿婆曾拿枪打死日本人

在我们采访到的海南省的十一位受害者当中，有四位阿婆是黎族人，一位苗族，其余六位都是汉族人。其中最特别的是汉族的林爱兰阿婆，她曾经拿枪打死过一名日本人，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娘子军。林阿婆没有结过婚，却抚养过四个女儿，都是别人扔掉不要的新生儿。她自己生活艰苦，省吃俭用，却很喜欢帮助别人，看着谁可怜，就会把自己的津贴拿给人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不幸的充当过日军的性奴隶。

解说：阿婆说，只有年轻人才知道她叫爱兰，其实是在说，只有知道她曾经是日军性奴隶的人才知道她叫林爱兰。只要是叫她这个名字的人，就是来询问那件事的，那是她不愿意提及的一段往事。

林爱兰：过去和我一起去打别人，去打日本人的那些人都死了。现在呢，还剩下不会有什么人了，我觉得。

解说：林爱兰的父亲是一名赤脚医生，通晓中医药理，她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了许多中草药的用途。也正是这一原因，在日军入侵海南岛时，成为了一名游击队的医护人员，随后又成为一名女战士。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林爱兰：去海口的那条路上，去打日本，打日本，我们也打的。我们把枪背在这里，这里拿着块布，我们一起，松梅也有一个人。然后拿着枪打呀打，从这里到海口的那条路的右边，把一个日本人打死了。

解说：1941年的某一天，林爱兰和几名女战友，不幸被日军抓获。

林爱兰：不管年轻的，还是老的，打你啊。他说抓你就抓你，不骗你。

解说：在日军的威胁下，林爱兰每天晚上都要和同村的一个女孩前往日军的兵营。

林爱兰：他（日本人）叫我嫁给他，一直叫嫁他。我就好好好，就这样子做，我们怎么敢说不呢。不这样子做，他们绑你，他们就拿刀拿东西杀你。杀，他拿刀来杀，拿刀来割我。割，割在这里，这里，要从嘴巴这里割，把我割死。

解说：就这样，一直持续半年以后，无法忍受摧残的林爱兰，最终还是选择逃跑，跑到了野山林里。但很快，就被日军抓了回来，关押在正在修建机场的临高县加来据点。

林爱兰就和那些女孩一起关押在木板搭建的草棚里。白天做工，晚上遭受日军的蹂躏。

记者：你不同意，他们就打你吗？

林爱兰：我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我，他们从这里打我，这里有个疤，疤在这里。

解说：走近时才看到，阿婆的头顶有多处凹陷，这些伤痛对林爱兰来说，并不算什么，母亲无辜受害才是她的心结。就在她那次逃跑到野山林里时，家中的母亲遭了殃。

林爱兰：他们把我妈绑住扔河里，我想到这个就心痛。把我母亲绑住手脚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解说：母亲是因为她而受害的，这么多年都一直令林阿婆无法释怀。林阿婆现居住在政府安排的养老院里，到饭点时，会有工作人员前来送餐，经常会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看望阿婆。阿婆的左腿也是当时被日军打断的。从日军那里逃脱之后，阿婆再也没有嫁人，直至是一个人拖着这条残腿生活。

记者：当年解放以后，你那么年轻怎么不想结婚呢？

林爱兰：我不嫁，不嫁，不嫁，我不跟你不正经的。

日军撤离后远嫁他地  受害者多隐瞒曾经苦难     

解说：在我们采访的17位受害者中，林阿婆是唯一一位没有结过婚的老人。每次问她为什么不嫁人，她总是这样极力的说不。

1989年，林阿婆从镇医院抱来了一个刚出生两天的弃婴，这是她捡来的第四个孩子，此时的林爱兰已经有64岁。如今，这个养女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住在另外一个村子。虽然离得有些远，但一有空就会来看望阿婆。

林爱兰：这个好，这个女儿好，女婿也好，她疼我，看到什么就买什么给我吃。

解说：林阿婆此前工作过的农场每月会给她五六百元的养老金，政府也会有一些补贴，而阿婆总会把大部分收入交给女儿，她说女儿没有工作，养孩子不好养。

林爱兰：我自己吃，让孙子饿着吗？不行，我宁愿饿着也要这样做。

解说：在海南省澄迈县土垄村，住着三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都曾是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三个阿婆听说我们要来，吃过饭后，就在村口的商店门口等候。

王志凤：告诉别人，别人也会笑，给人抓了能怎么办。有这么多人在村里面，你们来了，村里人就都知道了。放到电视上，所有人都会知道。

解说：1940年，家住澄迈县山口村的王志凤被抓，关押在附近的大云墟据点。

1941年，家住澄迈县茅圆村的李美金被抓，关押在临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1944年，家住儋州市的符美菊被抓后，关在附近儋歌墟的据点里。

1945年，日军撤离后，三个女孩再也没有提过自己的这段经历，都选择偷偷嫁人，恰巧都嫁到了土垄村。距离符美菊原来的家，有四十多公里，王志凤家到这里也有二十五公里。

符美菊：日本人侮辱你，人家说你不能生孩子了，别人就不肯要你，不肯要。然后我就嫁到这么远的（村子），远了人家不会知道了，近了人家会知道。所以才嫁这么远，要不然怎么会嫁这么远。

解说：符阿婆的丈夫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去世的，直到去世，也不知道阿婆的这段经历。

符美菊：现在才讲，（以前）我不讲，阿公以前也不知道。

李美金：怎么会知道这些，我不讲他怎么知道，等到你们来调查，他看见了。我告诉他，他才知道，要不然他不知道。

记者：平常那些村里面的（姐妹）你也不敢告诉她们吗？

李美金：不敢告诉她们。

解说：2003年，县里来人要调查当年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阿婆们知道这事瞒不过去了。

王志凤：队里面的人工作起来就知道了，那些男人知道了，就全都知道了。

解说：三位阿婆说，她们最初还是想守住这个秘密的，既然都报道了，也就没有什么了。

记者：（村里人）知道了没有说什么吗？

王志凤：不知道，我都耳聋了，都不去哪里了，吃饱了就坐在家里面，现在都不出家门，集市也去不了了，能去哪儿？从去年开始就看不见路了。

解说：王阿婆一共有三个孩子，现在和大儿子住在一起。穿过儿子的房间，就看到阿婆自己住的小屋。阿婆的左眼，在两年前患了白内障，没有钱医治，只能等省里的义诊团下乡义诊时再治疗。阿婆现在主要靠偶尔发的低保维持生活。

李阿婆说这十年间有许多媒体都来询问此事，要替她们打抱不平，让她心里舒服很多。

李美金：我们做百姓的也不能怎么样，等到你们这些人来了以后（做调查），我们赞同，心满意足，同意你们做这件事。

解说：邓玉民阿婆是我们此次寻访的十一位海南性暴力受害者中唯一一位来自苗族的阿婆。由于苗族现在依然是母系氏族，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都由女性掌权。因此，邓阿婆并没有因为受过日军的欺凌而被周围人歧视，依然是整个大家庭中地位最高的长者。她在众多受害者中，算是最幸运的一位。

陈晓楠：1940年，日军占领了海南省的大部分交通要道、重要村庄之后，开始建立军事营地和据点。第二年，整个海南岛便有据点360余处。

至今，海南省文史工作者调查统计出来的有资料可查，有知情人指证的慰安所共有62家。然而直到1994年，山西省性暴力受害者开始调查起诉两年之后，才发现海南也存在“慰安妇”。

七年之后的2001年，才有一批海南籍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这也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批起诉日本政府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在中国海南岛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女性被迫沦为了“慰安妇”。

那么，海南籍的性暴力受害者是如何发现的？在寻找途中又经历了什么呢？请继续收看明天的《凤凰大视野》，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