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夫妇曾同时入住协和医院 接密报后离开

解说：现在已经是学科领军人物的邱贵兴，可以说实现了自己1960年考入协和时的职业愿景。只是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浩劫，让他的从医之路走的曲折又艰难。

邱贵兴：大跃进后来慢慢结束了，1959年就开始国家要抓经济了，要恢复了。所以1959年成立中国医科大学，那么我是1960年入北大的。

解说：在1953年和1957年，两度停招医学生后，1959年协和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恢复八年制教育开始招生。

邱贵兴当时入学后要先在北京大学进行三年医预学习，第四年才能真正进入协和。

邱贵兴：那个时候老协和还有一批老人都在，所以我们那些老师都是那些老协和的人。我记得我们这个林巧稚教授带我们看病，比如听产妇、听胎心什么的，她不嫌人家脏不脏，把耳朵趴倒肚子上听。所以你当时感觉到人家跟病人那就没有什么医生跟病人，好像就是自己人，家人的感觉。

协和老教授遭批斗 称因念及儿女没有自杀

1966年开始协和就停掉了，那个时候把我们协和就当成一个是，应该说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的一个对象。协和八年制被认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苗子。所以那时候的教授基本上他们都靠边站，有的扫厕所，有的戴大高帽，好多学生也不敢接触他。

解说：著名的内科专家张孝骞，当时正是备受攻击的协和老教授之一。他的学生鲁重美对日后听他谈及的这段往事，也印象深刻。

鲁重美（原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内科学教授）：那反动学术权威嘛，反正是，有一次斗他，打他，一耳光打过去，眼镜就飞出去了。他高度近视，他就爬着爬着把那眼镜捡回来，只剩半片在这边了。又打了他一个耳光，整个眼镜就打飞了。

把那个抽屉，抽屉也那么大，让他顶在头上，站在那个四角的四条腿的凳子上面，就这么站着。后来他就说，要不是他念及到他的子女，他可能就自杀了。

邱贵兴：（我们）也搞了一样的它一样要搞这些，因为它有革委会，有红卫兵，但是没有像他们那么激烈。八年出来什么也不是，那时候就什么也没有，没有学位，就是说协和的学生，就是我们医大的学生要全部分到西北农村。我算不错的，我就分到了延安，又把我们分到张家河公社医院。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北京知识青年里面的赤脚医生，根本不懂，从来没学习医，他就给病人去开刀。有的口腔科的，我们都不太敢做，他就敢做。

玛丽·布洛克：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在文革期间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不仅仅是协和，还有其它医学院校。但协和也许是最严重的，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美国。

解说：如果了解了从协和开办起到人民接收为止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协和绝不是单纯的医院和医学院，它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一个文化侵略据点，是美帝借办“慈善”事业为名而设的试验场和杀人场。美帝国主义一贯吹嘘，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呸！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将“侵略”说成“友谊”！

托马斯·凯辛格（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会理事）：大家都觉得，离开中国后要再回到中国工作很困难。但在那种战后的环境下，大家也都认为反而有机会，不光是从医学慈善的角度，还要从我们一直从事的医学教育储备医疗专业人才的角度。

陈致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贡献，所以他们决定，把同样建设现代化医学教研机构的计划，带到亚洲的其他17个国家和地区。从韩国开始到日本，然后再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所以中华医学基金会在整个亚洲地区，实现着同样的愿景和目标，那就是加强医学教育和研究，为更好的卫生健康。

玛丽·布洛克：但有人就说，我们的工作是在亚洲为什么还要叫中华医学基金会？他们针对更改基金会的名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CMB（中华医学基金会）投票决定，不会去掉“中华”。洛克菲勒三世那时，是基金会理事会的成员之一，因为他们都说我们依然保持着希望，我们会重返中国继续我们的工作。

陈晓楠：在那个分割东西的冷战时代，洛克菲勒人和中华医学基金会，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东方梦想”和医学理想。而同一时期的协和，则是彻底被卷入了一场动荡不安的革命浩劫，深陷斗争的漩涡难以自拔。

直到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戏剧性地结束了中美不相往来的敌对状态，协和的历史才再次被改写。

那么下一集，我们将走到那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去了解一下洛克菲勒人如何和中共高层恢复交往的深层内幕，中华医学基金会又为何会受邀重返中国。而目前中国正在艰难推进的现实的医改，又能否从过去三十多年来中美之间不断加深的医学交流和互动当中获得启示，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