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提出杀回城里干革命 欲借此实现回城

老知青回城落户成泡影 “造反”以失败告终

解说：而农垦部外的一张大字报，彻底改变了他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

邓鹏：说到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或者1964年，在一次有关城市的居民安置工作上面的讲话。他就大体的意思就是说从大跃进以来到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发展的严重地不平衡，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的发展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需要，城市不能为城市的人口，特别是高初中的毕业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高中或初中教育部门，不能够吸收所有的高初中的毕业生，所以说政府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么一个矛盾。为“上山下乡”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法。所有那些政治上的包装，都是为了这个经济上的需要和经济上的紧迫的一张遮羞布。我们被拿今天的话说我们被忽悠了。所以说我回到重庆，回到重庆回到1967年春天我就成了逍遥派，不想干了。

解说：1967年2月，邓鹏从北京回到重庆，此时昔日的农场已经被打乱得面目全非，生产凋敝。场里的知青们，纷纷为自己寻找出路。

邓鹏：我们说我们林场的三个美女，那时候我想她们也就二十岁左右吧，突然就远走高飞，我才听说她们到浙江去了。浙江那个地方转业军人，农村的转业军人和他们建立家庭去了。后来我见到她们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一走，我们全场的男生就军心打乱，你们的离开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当时处境的可悲。就我们自己和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姑娘，都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前途。你想，如果是当时的“上山下乡”政策，如果再坚持十年，女知青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解说：大量老知青回城，闹着要把户口迁回来。但是在“文革”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各级政府几乎出于半瘫痪状态，要把户口迁回城里谈何容易。因此为了这纸户口，老知青们可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演出了种种闹剧。

邓鹏：一种呢就是强迫，有的知青回去了，把这个刀子放在桌子上，强迫把这个公安的特派员弄过来，我们要回重庆。你今天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然后呢当地的干部就被迫的，就给这些知青写了这个迁移证，然后同意，兹同意某某某，把户口从达县地区万源县草壩区某某公社，然后迁回重庆，第二种呢就是欺骗。

解说：李忠公就用这欺骗的办法，拿到了将户口迁回城市的证明。

李忠公：那个时候我就碰到几个我们县里面的知青。那几个知青是没有参加我们造反的，他就给我讲，你造什么反嘛，还不如把户口办好回去呢。我不相信当时，我们林场另外一个知青，他就跟我，他说他们几个有办法，拉门几个有办法。他们不给我们说杀办法，我们一听跟着他们走。好，最后就到省革命委员会的省筹那个时候是，筹备委员会。开个证明他说，反映问题嘛，反映了问题他给你出个证明，回去不能报复打击的嘛，好好我说，好，我们就天天去走访省革筹。好，等到我们了拿了个证明，他们就给讲，把这个证明拿回去办户口，，狸猫换太子实际上是要他的章。本来写的是回去不要打击报复，我们这批人去反映问题不要打击报复。结果上面改成了他们要求办户口酌情解决。我说那个肯定不行，他们好多人都办成了。

解说：无论用哪种方式拿到回城回户口，老知青们迟早要发现这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邓鹏：大部分通过这种欺骗，或者强迫或者其他的升段，把户口弄回城市的，全部到后来到1968年，1969年，1970年全部会几乎无疑一漏的被赶了回去，他们的户口全部无效。

刘晓萌：从1966年到1967年，高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所有新的几届中学生的就业升学都成了问题了。所以当时中共领导人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批在城市里的这批毕业生也就是当时的红卫兵，要把他们弄到农村去。所以这个现实需要就要重新把“上山下乡”运动不但提上日程，而且要用更大规模的推进。所以这个背景下那你这个“文革”前老知青，你还想通过造反回到城市里去重新落户找工作，那实际上真是不可想象。所以他们的这个造反最后以一个落败而告终。

解说：庐晓蓉从北京告状回来后发现，昔日的农场，竟山头林立，她也莫名其妙的被划为了保守派，受到造反派的辱骂。

庐晓蓉：我并不承认我是保守派，但你不造反你就是保守派，我没挨过打，但是挨骂是挨够了。就我们白天在外面生产，晚上回到寝室他们就开始骂。

解说：在1967年的那次回城潮中，大部分造反派都回到重庆闹革命，这让庐晓蓉过了几天安生日子。然而好日子没持续多久，中央的一纸号令，造反派们又杀回了农场，消息传来，庐晓蓉彻夜难眠。

庐晓蓉：比较温和的造反派里面，就有两个，有两个女生。就悄悄的跟我讲，她说你们要躲一躲，说他们回来会打你们的，这个情况下我就很紧张了嘛，那个时候怎么躲。到哪去躲，大山里面。我就想，应该到公社去，应该到镇上去。因为在这里他打我打死了，都没有一个人证明对不对，我到镇上去很多人可以看到。

解说：庐晓蓉和另两个被打成保守派的女生连夜打包，送的附近的农民家。第二天一早，借口要去买米做饭，抄小路逃到了镇上。此时，镇里早已是萧条一片，公社的会计给她们画了一张路线图，让他们逃到附近的生产队里去。正当她们走出公社大门时，竟和造反派狭路相逢。

庐晓蓉：就是那个激烈的造反派就有个人来了，他们有个象徵，腰上就系着那个红绸子。红绸子，然后身上别着刀的，有的是刀插在靴子里，有的是刀插在那个红带子上。就走上来一个，我以为是抓我的，我就叫那两个女生走开，我说你们两个躲开躲开。她们两个不躲，我说躲开，如果他打我把我打死了你们两个还可以证明呢。那个时候就不怕了，我决不举手投向，我决不会投向，你打就打，杀就杀。结果他走上了公社那个阶梯以后呢，几乎要到我面前了，又折转身走掉了，没有打我，也没抓我。走掉了，后来听说呢他们是去抓，抓和打另外一个人去了。

陈晓楠：在公社干部和生产队农民的帮助之下，庐晓蓉躲过了武斗回到了重庆。而在全国，一场更加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正以十倍的规模展开着。然而和那些狂热的新加入的知青不同，老知青们此时大多成了“逍遥派”。对于他们来说，“文革”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明天同一时间，请看《无声的群落》最后一集，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