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政治家需力排众议 关注民族关系的未来

核心提示：凤凰卫视曾与日本的电视台在2005至2007年连续举办了三期中日大辩论特别节目，2013年我们再次大动作，邀请中日双方的前政府官员、专家和媒体人，在香港凤凰卫视总部一起坦诚对话，讨论包括钓鱼岛困局、军事较量、政治谋略、外交博弈、经济互利和国民感情等问题，探索中日两国相处之道的大智慧。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视频，日文IWJ网站9月14日16:05为您实时直播。

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黄海波：在我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官，处理中日问题的肯定是最辛苦的，而且我有一种奇怪的观察，不光是日本的外交官，好像日本的首相只要是亲中的好像下场都不太好，从福田首相，鸠山首相，小泽，好像都有点什么事下来了，我们看着很着急，好不容易有个亲中的外交官，最后结局不太好，有没有这种现象，你亲中就把你干掉，比如说美国。

朱峰：我没有看到什么任何实质性亲中的首相。

黄海波：福田和鸠山是亲中的吧，相对温和的吧。他们连这两个都不觉得是，日本的嘉宾怎么看。

宫家邦彦：刚才说的那几个人，他们其实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有微妙区别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要反应民意，但是民意呢，它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呢易变的，对于日本政治家来说，应该怎么讲，必须把民意作为基础，而且。

黄海波：这个民意就是说，当然他们不承认了，你对中国比较友好一点，温和一点，对日本没有民意，可以这么理解吗？

宫家邦彦：那倒不是，最近日中关系的紧张情绪恶化，可能中国有自己的说法吧，但是在日本也有相应的民意受影响，而且这个民意是非常直接的会做出反应的，而政治家会要按照民意做出反应。这是民主主义的基本。

朱峰：宫家邦彦先生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政治家和民意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不论是在中日之间彼此政策都和民意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政治家有责任要塑造民意引导民意，在彼此关系困难的时候有意识有步骤有战略的推动民意积极发展，过去二十年中日关系彼此失败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的政府，双方的领导人，更多的是跟着民意走，缺乏主动引导塑造民意的意愿和决心。

邱震海：我同意这一点，我们现在没有在我们的国家里面看到政治家，他是政客，更多的考虑的是自己的选票或者其它的明天的政治日程或者政绩，但是他要力排众议要看到两个民族五十年后的未来，德国法国签订《艾丽斯条约》的时候，两国总统是两个有可能由于他们的举措被国内被选下台的领导人，他们知道他们的民族五六十年后会干什么，他们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力排众议，破除各种压力，最后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德国和法国的这种联盟，当然这个时空背景不同，他们两国的联盟比我们两国简单很多。

林泉忠：外交家没有个人意愿目标只是维护国家利益，我们也知道哪怕是在中国的外交部或者说日本的外务省都有非常了解对方的这样一些人士，包括在日本的外务省里有所为的那个中国班，我想他们都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到了一个国家利益的层面的时候，不可能有自己的语言，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两国相处得时候不仅要靠外交家，也要靠民间的外交家，我这一次去年这一波的中日大冲突，我的确了解到本来在日本也有相当对中国非常友善的朋友，包括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老师，我也发现他们在这个事件之后对中国很不满，我想可能是流失了相当大量的对中国友善的这样的朋友这样一个数量，我想一点也值得我们思考。

李秀石：同样在中国来说，那些知日派确实是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是说，日本为什么要那样否认过去曾经达成共识的东西，所以另外还有对中国方面发生的一些刑事事件那样大肆炒作，索性有180人留在日本的人出了一本书，他们用自己看到的事实，媒体大肆渲染中国抢劫放火的澄清里面还是有理性的声音的，我想说的是民意在日本国会里面有多大的反应，日本的联合政府在修宪这类的议题上不搞国民公投有多大的反应，媒体上有报道他们的声音吗？

黄海波：在座得几乎所有的日本嘉宾都可以讲点中文，所有的中国嘉宾都可以讲点日文，所以是最了解两国的知日派或者知中派，应该是咱们时事社的城山英巳先生已经在北京住了好久了，应该最了解这里面的苦衷。

城山英巳：我做常驻记者很长时间了，对于中国外交部里面的知日派这些人有很多接触的关系，另外日本外务省所谓的中国班，接触的机会也很多，但是日中之间的外交它已经成为了大的问题，无论是对于日本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外交问题，所以呢，无论是中国帮还是日本帮他们能够决策的范围是非常狭窄了，比如说对华政策是由安倍政权的官邸来决定的，所以日本只能是集权日本制内做这个事情。

宫家邦彦：我不是中国专家，但是一开始在外务省工作，我说句实话我不想说中国外交部朋友的坏话，但是日本外交生亚洲局的局长，他们可以直接见到日本的首相，而且可以向首相进行说明，把中国帮相关的人员都放在一起让他们向首相提出建议，中国很遗憾做不到，比如说中国的外交的现场的声音反应不上去。

黄海波：中国太大，主席不能所有局所有人得见。

宫家邦彦：如果我们的常委里面有负责外交的就好了。

城山英巳：多说两句的话，比如说中国外交部最高职位的应该是王毅外长，我也有机会见到王毅外长，他是非常优秀的外交官，作为日本记者跟我们打交道都非常友善，他肩负对日外交的重任，我们很放心，但是这些声音没有反应到上层去，而且在下面呢，有中国民众的声音。

黄海波：今天你的声音已经反应到上面去了。

朱峰：其实这种外交决策体制和外交官在个人各自系统中他的声音和他的作用确实我相信这是今天中日之间的这种误解，或者中日之间存在很多争议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双方体制有很大的区别，从中国体制来讲，我觉得围绕中国最高领导人如何形成一个最直接的外交政策的团队他个人信赖的顾问班子我个人觉得在今天中国对外形势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向日本学习，日本安倍政府在外交安保体系的建设上有很多的新思想，所以如果未来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中日两国领导人都有一帮知华派知日派围绕他们制订政策，这样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存在，我们的关系会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