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世孤儿 杜聪的十年艾滋遗孤救助路

他把一个个“卖火柴的小男孩”，从流浪的路途、失足的边缘拉了回来；在艾滋重症者的床头，接下“托孤”的重任。一晃十年已经过去。

他就是杜聪，智行基金会创始人、主席

多年前，台湾作家白先勇曾用他温婉的笔触这么描述：他在渡那些孩子，携领一万二千个孤儿脱离苦厄；那些孩子也在渡他，给他一个机会，完成他人生最庄严的“救孤”悲愿。杜聪是上天派遣给那些孤儿们的“人间菩萨”。

“我们就像水鸭，水面上看起来很优雅，水下其实在拼命地滑！”杜聪也会累，曾经的俊朗少年头发开始变得疏松，眼角隐约浮现积劳沉淀下来的色斑。他时常也会觉得孤独，担心老无所依。可是，他又这么安慰自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1月17日深夜2点，在智行基金会(以下简称“智行”)郑州办公室里，工作人员一脸倦容，七八个大学生趴在桌子上打瞌睡。杜聪坐在面试的房间里，一边翻看资料，一边与学生交谈。

杜聪是个工作狂。11月16日晚上到达郑州后，他便连续三天加班至凌晨2点多。郑州办公室主任小雷说，这是杜聪的常态。曾经有一次，杜聪实在扛不住就问小雷：“我能睡五分钟吗？”得到许可后，他趴在桌子上迅速入睡。时间过去十几分钟，小雷不忍心叫醒他，但还有很多工作未完成，心里十分纠结。

面试是杜聪此行最重要的工作。每年都有大学生申请资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挨个家访，采集第一手资料。学生需要提供父母HIV感染证明、大学录取通知书等资料，并接受杜聪的一对一面试。

所谓面试，其实就是一个5-10分钟的交谈。一方面，大学生资助费用动辄上千元，杜聪需要核实资料的真实性，确保资助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受艾滋影响的孩子。另一方面，这是与学生建立联系的绝佳机会。

他很疲惫，也很喜悦，十年前的他还在担心这些孩子是否能存活下来，如今，他们都已经上大学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原地区不少人因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2000年前后，经过近十年的潜伏期，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艾滋病发病情况。2002年，杜聪初涉中原，被眼前的灾难震惊，从此走上救助艾滋孤儿的漫漫长路。

消失在艾滋村的金融高管

杜聪1967年出生于香港，小学至初中就读于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1982年他随父母移民美国，高中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念金融专业，随后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深造，获得硕士学位。

一度，他的理想是“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他也做到了———27岁成为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任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而立之年，智商160多的杜聪已步入金融精英行列。

如果不是2002年的那次中原考察，今天的杜聪或许是一位在金融界顺风顺水、左右逢源的“大温拿”(Winner)。然而，就在事业辉煌之时，他离开了。

杜聪记得，第一次走访，他一连跑了好几个村庄。其中一个大队的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在阴暗的、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病危的年轻人，本应是人生风华正茂的年纪，却过着天天与死神搏斗、没能力照顾幼年子女、风烛残年般的日子。”目睹人间惨境，一行五个男子汉无不落泪。

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彻夜难眠，无法入睡。“仲夏夜，繁星闪烁。倚在窗旁，凝望星空，我立志要为那里的人做点事。”

其实，早在1998年，智行就在杜聪和几个朋友的张罗下成立，为艾滋病高危人群做预防工作。那时，杜聪的想法很简单：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做义工帮助艾滋病人。但中原之行，却让他意识到问题之严重、时间之紧迫：“艾滋病人遗留于世的孩子，还要在社会上生存数十年。如果他们得不到照顾，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群可能数以百万计的艾滋孤儿，长大后流落到社会很有可能学坏。”

那时候，杜聪会在某个凌晨时分突然醒来，然后无缘无故地哭泣起来。每次到农村探访，他心里就会平静一点。救助艾滋孤儿是件和时间赛跑的事情，杜聪却找不到可以担此重任的人，他只好自己来做。他自嘲道：“这个‘人间惨境’，我不入，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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