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如何领导辛亥革命？

2011年11月08日 16:3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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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怎样看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看起来像是老问题，实际上却是新问题。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否认和贬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我围绕这个论题谈几点看法。

■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中国人备受欺凌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

首先，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起义没有出路。从1850年到1893年，大规模起义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历时14年，影响力遍及半个中国。然而，这些农民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

其次，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清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自强。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军事体制的混乱，大清帝国还是被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败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也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再次，甲午战败后兴起的维新派的上书、请愿，同样求不来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这一天开始。但是光绪所要推行的新政，无论是裁汰冗员、废八股，还是开学堂、练新军，没有哪一项得到执行，反而触怒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废除新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

百日维新被扼杀的事实，使清政府失去知识精英的支持。有识之士意识到，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更难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他们最终抛弃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此可见，革命是客观时势所逼！

此时的中国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亡国灭种的威胁，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而当时清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并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希望了。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近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必然。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吗？

近年来，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有人说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有人以所谓“现代化史观”，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根本否定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正当性，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此，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孙中山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因此，革命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秋而不允许你慢慢来的情况下，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无奈的，孙中山如此，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识精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都是鉴于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国危亡的。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几句很重要的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这也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在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等到袁世凯死了，他就把中华革命军解散了。当时有人不赞同他的这种做法，说还有北洋军阀专横，不要急着把军队解散。孙中山回答说：当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军队。这样，他就把军队解散了，他并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对革命有什么特殊嗜好。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的时候，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

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能够做到的时候，孙中山就力求和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