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济缺失 政府责任不可推

11月16日清晨，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目击者称5名流浪儿童均是男孩，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贵州省市警方已展开调查，但截至目前，官方尚未披露死者具体身份及死因。据初步分析，5个小孩可能是躲进垃圾箱避寒窒息“闷死”。（11月18日《新京报》）

除了“人间悲剧”，我实在想不出还能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此刻内心的震颤与悲恸。再看看网络上，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复被引用、吟唱，更是将这种沉重不安的情绪迅速传染、扩散。三毛、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时间，这些存在于童话世界里的“苦孩子”形象悉数浮现眼前。只是，面对5名流浪儿童僵直的尸体，谁有信心说：在他们短暂而凄惨的一生中，曾有过三毛的种种奇遇和“惊喜”？在那个霪雨霏霏的寒冷夜晚，他们如卖火柴的小女孩般，伴随着种种美好的想象“沉沉入梦”？

“每个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都应受到关爱，但有些孩子更受关爱”——用这个奥威尔式的句子来概括当今中国的儿童保护现状，尽管残忍却不无贴切。虽说“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早已深入人心，《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是在法律层面解决了家庭、政府、社会的义务与权责界限问题，但从诞生之初的毒奶粉“哺育”，到上学后搭乘“死亡校车”，再到最终“垃圾箱里觅归宿”，总有一些“花朵”在苦难的终日灌溉里生长、凋谢。他们的生存权、受保护权一再受到漠视、践踏，遑论发展权、参与权。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细究这起悲剧，5名流浪儿童的监护人在哪里？他们是留守儿童还是遭到遗弃？为什么没有进学堂接受教育而是终日在拆迁工地上嬉戏？一连串的疑问有待那些尚未露面的家长来回答。同时，政府救济的缺失亦对“流浪儿童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悲剧发生后，有网友在跟帖中调查：谁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的救助站、避寒中心在哪里，怎么去，电话是多少？结果多数人选择摇头，这对于宣称“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者，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除此以外，那些围观者、那些声称“曾看见几个孩子在垃圾箱里捡到一个破旧皮球，在围墙里玩耍”的附近居民也应受到谴责：为何没有人上前询问一声、关心一下呢？众所周知，在欧美等国，就连听到隔壁有孩子哭泣，邻居都会报警。反观中国，虽然悲剧发生后人人都痛心不已，但当自己遭遇类似事件时，却往往容易成为小悦悦事件中那冷血的18名路人甲。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人格分裂”？

胡适曾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便是“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我们承认，不是每个“小拉兹”都会变成百万富翁，但起码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不让梦想过早的夭折。以此观照，那种“天堂里没有寒冷，不用睡垃圾桶”的话还是少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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