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麻木 社会救助站为何难以雪中送炭

[原标题]孩子靠垃圾箱取暖被冻死 我们于心何安

11月15日，贵州毕节最低气温6℃。当夜，细雨萧瑟。次日清晨，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贵州省市警方已展开调查。截至发稿，官方尚未披露死者具体身份及死因。据初步分析，5个小孩可能是躲进垃圾箱避寒窒息“闷死”。（11月18日 《新京报》）

这样的悲怆让人内心凛然。当我们在暖气盈盈的屋子里“吃着火锅唱着歌”，2012年冬夜的屋外果真是“路有冻死骨”。据目击者称5名流浪儿童均是男孩，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又据到过现场的目击者描述，事发垃圾箱旁边是一个拆迁工地，“孩子们在拆迁工地围墙里面，用一些写有广告语的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围起来，并在里面住了好几天”。在很多人纠结着儿童奶粉是国产还是进口、学前班是公办还是国际学校的时候——他们的童年，是黑色幽默中的“困难模式”，在喧哗的城市流浪谋生，在懵懂的社会自生自灭。

“北风卷地白草折”。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节，为什么他们只能选择依靠着垃圾箱“取暖”？这个问题指向三个层面：于公权救济而言，城市救助站或紧急避难场所哪里去了？前几日，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民政部要求今年年底前实现城市街面无流浪儿童的目标，目前一些大中城市已经提前半年实现了目标，多措并举解决流浪儿童回家面临的入学、心里矫治等问题。那么，疑似被冻死的这5名少年，何以能“组团”流浪在城市而不为职能部门所“关注”？即便解救回家有困难，寒冷天气下主动告知避寒救济渠道，是难于上青天的权力作为吗？

于社会救助团体而言，扶危济困的红会等组织为何难以雪中送炭？这些天，严寒继续袭击欧洲，部分地区出现历史最低气温，欧洲多国确认致死200人以上。在美国，忙于收拾“桑迪”残局的地方政府应急部门和正与红会合作，在灾区搭建可供取暖的避难所。那么，面对我们的严寒天气与急速降温的气候现状，为什么不能多一点未雨绸缪、为什么不能警觉于欧洲的困境而防患未然？当我们的官版慈善组织习惯于“捐给陕西大国企及老干部局万辆自行车”等锦上添花时，能不能真正对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多一些雪中送炭的悲悯与仁慈？

于公民社会而言，理性而有序的私力救济或者仍在成长成熟的路上。5个流浪在城市的孩子——即便是5只流浪在城市的猫咪，“目击者”或所见所闻者并不少，当他们蜷缩在水泥砖与三合板“拼凑”的小屋子里的时候，身边的成人、附近的居民，难道都得在其惨死在垃圾箱后才会掉几滴潸然的眼泪？道德谴责当然是廉价的、也是最轻飘无益的，但如果微弱的人性之光不能在生命的底线之上绽放，一切的价值与情感，没有动人、只有不堪。

如果这5个孩子真的殒命于避寒的垃圾箱，“我们”罪无可恕，“我们”于心何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