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楠：努力调查研究坚信父亲没有问题

许戈辉：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是特别荒谬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想保持一种冷静，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邓楠：是不容易。

许戈辉：就是对于明辨是非，我们现在好像说这是多简单的事啊，是呀，非呀，这多简单。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气。

邓榕：还有一个，当时思想是一个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全面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一个时期。

邓楠：我想我们对我父亲的这种认识，还不是说完全是说没有一点政治的判断，只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才会这样信任他。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还是很努力地去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以后，得出来的结论，进行了思考，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父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邓榕：我们坚信他没有问题。

许戈辉：你们对父亲的支持，你们都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感觉到？让他知道？

邓楠：你像那副扑克牌往兜里一放，那感觉不就很清楚了嘛。

邓小平被打倒 向毛泽东写信请求全家团聚

许戈辉：难怪大家都说，就是在那种岁月里边，邓公能够坚持下来，能够经历这么大的起伏动荡。而且在后来还能够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提出那么多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理论，完全是和这个家庭的支持分不开的。

邓榕：相互支持，亲人之间的相互支持真的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慰藉。

那么我记得是在1976年的时候，他不是就第三次被打倒，一开始他是被软禁的，后来因为他给毛主席写信，要求跟家里、跟孩子们住在一起，后来又允许我们住在一起了。

邓小平被抄家 邓家姐妹拆了裙子做灯罩

邓榕：那么当我们搬回我们原来那个家的时候呢，因为这时候我父亲已经被打倒了，所以生活待遇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了。那这些人就把这个地毯也给拿走了，就是地下铺的地毯，公家的地上都是公家给铺的地毯，拿走了，沙发搬走了，只留了一个沙发在会客室里面，台灯也拿走了，台灯都被收走了。因为觉得你现在是被打倒的人了，你现在不应该享受这种待遇了。

那么父亲，有一个沙发，他喜欢看书，可是没有台灯，就是等于除了这个房顶上有个顶灯以外，就没有灯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跟我的姐夫，就邓林的丈夫，叫吴建常。他会一点手工，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找了一些那个木板，把那个木板，五合板，然后就锯成大的圆，小的圆。然后就把这些大的圆，小的圆都粘上，然后又刻了一个座子，然后都拿那个胶都粘在一起，又找了根铁管，立在中间，上面，我大姐和邓楠，她们又用手工缝了一个灯罩。把裙子给拆了，然后我大姐夫用那个铁丝，焊了一个灯罩的那个托，然后她们两个人把一个裙子给拆了。然后就一针一线地就缝了一个，还挺漂亮的，缝完了以后那个灯罩。

许戈辉：这个台灯现在还保留着吗？

邓榕：应该还在那个台灯，然后就把这个台灯给我父亲放在那，他就用这个看书。

许戈辉：应该成立一个纪念馆，把这些都给放进去。

邓榕：对，当时因为我们在一块儿，我还记得我跟我姐夫，跟我两个姐姐一块儿干活的时候，大家还挺高兴的。干得还有声有色的干这个活干的，觉得还是挺有发明创造的，很有意思。

许戈辉：真的，我的一个体会就是，听你们说到这些艰苦的、黑暗的岁月，好像其中充满了乐趣。

邓榕：充满了乐观主义。

许戈辉：乐观主义，应该说是很乐观。

邓楠：我们家就是这个特点，不管是跟父亲在一起，还是父亲不在，我们子女在一起。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被那个都是在单位，都挨批判啊什么的这些。但是回到家里来以后，大家都用乐观的这种情绪去来生活，来什么的。互相之间，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被赶出去了以后，在方壶斋的那个屋子里面，也没事儿干。就怎么办？大家就把一个盒子放在那，就扔象棋子，看谁扔的准，就是自找乐趣，我告诉你。那时候我们真是，大家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个是跟我父亲的他的这种，他虽然不说话吧，但是他的那种乐观向上的那种的情绪，始终是融在我们的血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