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被严密监管 女儿来访才知文革乱象

许戈辉：会不会说自己在插队里的生活，告诉他们？

邓楠：说了，什么都说。

邓榕：因为在我们回江西之前，虽然我父亲已经开始到工厂劳动了，但是他跟工人的这个接触还不是随意的，他到工厂去是有人跟他们一块去的。

邓楠：看着。

邓榕：看着他们实际上，单独的一个房间里面劳动，也不能随便跟工人说话的，不能随便聊天的，他们是被监管的对象。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这么长时间，从1966年一直到1970年这么长时间了，但是究竟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多少大的社会动荡、动乱，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一直到我们回到江西以后，最早是我和我弟弟飞飞，我们两个人回去的。那么我们就开始给他们讲一些外面的情况，讲那个武斗、串联、抄家，什么打砸抢，然后这些学生插队怎么到农村去捣乱，不好好劳动，抢农民的这个粮食，饿嘛，插队的学生太饿了，就抢农民的馒头吃。然后像知识青年没有钱啊，寒假回家怎么办呢？然后就混车票，不买票，就给他们买这些事情。他们当时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听到这么真实的文化大革命这些事情。

邓楠：对于当时感觉社会是这样，他们觉得太惊奇了。

邓榕：跟他们所理解的这种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差距太遥远了，所以一开始我父亲他既想像不到会发生这么大的混乱，也不能够接受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听完我和我弟弟说的，我和我弟弟还得意洋洋、眉飞色舞的在那儿讲呢，特别是我弟弟，在那讲的时候，我父亲在旁边就说了一句，说“你们知道嘛，你们这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非常严肃。

后来当时我和飞飞一听，老爷子怎么说这话，我们都觉得一下我们也傻了，后来想想，他其实是对外面的情况一点儿都不了解，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给他讲。后来我两个姐姐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也开始给他们讲她们自己的遭遇，开始讲社会上的这些事情。所以直到我们回到江西以后，他们才从我们口里全面地了解了文化大革命动乱对社会的破坏达到什么样一个严重的程度。后来他境遇慢慢好一点了，跟工人的接触也更多一些了，那么从他跟工人的接触中间，也更了解了一个最基层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那种困苦、困顿的生活状况。

邓楠：被关在中南海是邓小平最痛苦的日子

许戈辉：那你觉得在江西那段岁月，他思想上苦闷吗？

邓榕：我觉得到那时候他已经不是苦闷了，从我分析研究这些历史的情况分析来看，他不叫苦闷，应该说最痛苦的那个阶段，他自己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生中最痛苦的，那几年是最痛苦的。我觉得最痛苦的时期，应该是在他被关在中南海的那段时间。

邓楠：在北京的时候。

邓榕：在北京的时候。

邓楠：在北京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就是老两口在那儿，接触不到任何的人，任何的事。到了江西以后，起码他每天上午可以去工作，虽然在那工厂里的劳动是比较累的，他也跟我妈妈说过，他说的他锉东西的话，那么也，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不有的时候坐一下，一直在锉。他说我老实跟你说，如果我坐下来了我就站不起来了，所以应该说劳动也是很累，他因为到底是个老人。

许戈辉：对，毕竟都快70岁了。

邓楠：虽然那样，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可以走出院子看到外面的事情。工人虽然不能随便说话，但是也可以看到工人。就不像在一个房间里关着的那么烦闷。下午的时候也可以有时间看看书这些的，所以应该是说，虽然也是处于被监管的状况，但是说到底就是境遇还是比过去有所改变。

邓榕：境遇改变了。

邓楠：再加上孩子们又能回来了，所以那时候应该是说比前一段，比1967年1968年的时候，那已经要好得很多了。

邓榕：大为改观。

邓楠：所以那时候他不会是那个感觉，我觉得那时候他是在就是了解很多的情况，思考很多的问题。

解说：岁月艰难，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因为个人和家庭的不幸遭遇而消沉、悲观和失望，他依然关注着国计民生。并一直为家庭的每位成员，和自己的政治命运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3年临近春节，终于有消息通知邓小平可以回到北京。春节过后，邓小平夫妇带领全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离开江西回到北京，历尽磨难的一家人终于再次稳定下来。

邓小平对毛主席说：把我放在刀尖上

解说：1973年4月12日，沉寂多年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宴会上露面了，一时间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导。一家西方媒体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实际上在这次重返政治舞台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

邓楠：到1974年的时候他出来，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做了，第二次，再一次，第三次被打倒的准备了，他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因为当时他跟毛主席就说了嘛，他跟毛主席说，说“主席你是把我放在刀尖子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刀尖子上，随时都可以被刀扎到。那么他跟总理说，他说总理我不会像你这样忍辱负重，就是意思说他要做的话，那么他一定要跟“四人帮”直接去碰撞，所以他肯定想到了。

邓榕：另外他还有对很多复出的老干部，当时就跟他们讲，说我们不要怕第三次被打倒。

许戈辉：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能够做到不怕，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邓林：我认为他主要的精神支柱就是他看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破坏得那么大，老百姓的生活啊，那么地艰苦，同时这个国家就是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尽他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能不能做得到？他心里没有底。因为毛主席会不会让他一直做下去，这个他没有底。但是他在位一天，他就一定要去为他的这个理想，为他的这个追求去做，如果是被打倒的话，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