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湘黔滇旅行团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除去车船代步，实际步行40天，平均每天30公里，步行旅程长达1300公里，被称为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这次旅行，任继愈跟随先生们一路考察民风民情，所受的震撼超乎想象。

任继愈：印象最深得呢就是贫困，贫困落后。

主持人：落后。

任继愈：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刻，教育也很大。当时我就想你看，这么个贫困落后的那些老乡支持这个抗战，因为出力的是他们，第一线当兵的都是他们。

主持人：对，出命的也是他们。

任继愈：出钱的也是他们，我觉得中华民族这个没有亡啊，这个，这个底子太厚了。

主持人：对。

任继愈：中华文化总有一些值得骄傲的地方，值得，值得研究的地方嘛，过去研究得不够，我就从那开始，开始学习搞中国哲学。

解说：任继愈在后来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这样写到： “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将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于那场长达8年的战争，也有诗人曾经这样说过，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

任继愈：清朝的一个学者，叫作章学诚，他说过一个话，他说：“灭人之国者必先亡其史。”他说想灭这个国家的，必须先消灭他的历史。

主持人：消灭他的记忆。

任继愈：割断他旧的联系吧，你看现在的日本，他修改历史，修改历史，他就是忘记了那段历史，这个日本占了满洲国，就是东北，他不让学我们的历史，学满洲国的历史，另编。再就是我们香港接收的时候，我那个老伴编制中学教材，中学教科书，香港的中学生不知道鸦片战争，中国是个大事，这个就是国家的命运从那以后就变了，他不知道，就是一个商业纠纷，轻描淡写，商业纠纷。反面来看，你这个日本，他修改他教科书，咱们还得跟它交涉，都是这个道理，这个历史太重要了。

主持人：很重要。

任继愈：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五千年的文明，这个历史我们讲得不够，有了这个历史它就可以增加爱国心，凝聚力，那就好多了，而且有些故事历史，我是主张历史要加强历史的教育。

主持人：实际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中间，你看就是因为考虑到就是你日本人现在的军事力量强于我们，你的经济实力强于我们，你现在一是我们处于弱势，你要灭我们，要占我们，但是呢我们西南联大的这些师生们，其实就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现在的一个传人，然后我们把这种记忆不仅要保留下来，而且我们要把这种记忆的东西，共同的历史的命运的东西，要把它更深地挖掘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更加发奋地读书。冯友兰先生六部很著名的哲学著作不就是在那种环境之下写的吗。

任继愈：对，钱穆也说过，他说咱们前线抗战是流血牺牲，你这个后方念书也要有那种精神才能够念好，想到这个问题，念书是为了祖国，

尽管当时的文化界满腔赤诚，然而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依旧无法平复。对于这场文化界的长征，有人曾经批评说，那时的中国文化人没有拿出足够的勇气去抗争，是懦弱的表现。这样的评价未免有失公允。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授在对此研究了十年之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说，西南联合大学是最有意思的学校，它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形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1938年4月28日，最后一支南迁的队伍抵达云南。5月4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不久后，任继愈在那里完成了毕业答辩，此后以哲学为业，终其一生。

主持人：走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条路上头，您觉得哪几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最深呢？

任继愈：贺麟是一个，汤用彤是一个，还有一个熊十立先生。

主持人：那当时候汤用彤先生给你们开的主要是《魏晋玄学》。

任继愈：《魏晋玄学》是一种，汤用彤也讲外国哲学，外国哲学我们也听。

主持人：也都听。

任继愈：那时候西南联大以及北大有个要求，研究中国的必须学外国的，研究外国也要学中国的，融通啊、中外交流啊，那时候学风就这么个好。

解说：那个年代的联大学生，因为先生们济济一堂、百家争鸣而受益匪浅。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机遇和收获。

任继愈：老师中间呢，也是百家争鸣啊，较劲，你比方这个老师开课吧，闻一多讲这个《楚词》讲《唐诗》，北大有个教授叫罗庸也讲《楚词》也讲《唐诗》，今年闻一多讲《唐诗》，罗庸就不讲《唐诗》了，第二年罗庸开《唐诗》闻一多就不讲《唐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