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宁思：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到“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
文章说，苏共执政后的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但苏共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还有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
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层；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
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苏联的剧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这篇文章说，有人把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称他们搞的修正主义和非斯大林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确实有许多缺点，前者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框框，后者的改革方针失当，加速了苏联剧变。但是，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深受斯大林体制的影响。
文章说，苏联改革的失败与政策选择失当相关，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体制模式确实难以改革。这种体制在苏联已经运行了70多年，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一整套思想观念和强大的支柱，就是特权阶层和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代表。掌权者对于改革的抵制和苏联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苏共内部保守势力和激进改革派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这篇文章回忆到，在苏共解散、体制瓦解之时，广大党员没有为此举行任何的抗议活动。而老百姓则默默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这说明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苏共。苏联剧变也说明，不为人民谋利益、又不让人民为自己谋利益的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其实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过辉煌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使苏联民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谓中国特色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其最大的特点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文章最后说，中国曾经照搬苏联模式，重复犯了苏联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历史告诉人们，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有一点必须清楚，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