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新领导人要考虑国民信仰建设

核心提示：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对于一个崛起国，如果它的GDP达到了美国的60%之后，美国的容忍度就已经到了一个极限。有一些历史上的例子可以举，比如说日本，当年因为是达到了70%，所以就有了广场协定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会有一个质的改变吗？

凤凰卫视11月23日《新闻今日谈》，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茵：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对于一个崛起国，如果它的GDP达到了美国的60%之后，美国的容忍度就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因为有一些历史上的例子可以举，比如说日本，当年因为也是达到了70%，所以就有了广场协定，您认同这种说法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会有一个质的改变？

张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我不太认同好像一定要达到65.3%或者71%几，我想您想说的就是，基本上GDP如果达到相当的量的确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当然是以对由美国为主建立的世界的经济秩序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的时候，美国人确实是有担心的，尤其是美国在过去的10年当年，在中东发动了两场战争，包括阿富汗的战争，它一直觉得可能对亚洲确实是有所忽略，这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提出来重返亚洲、亚洲力量的再平衡等等这些事情。而且同时他要提出来一个TPP泛太平洋的一个自由贸易圈的协定，而这个协定在第三次总统辩论当中，他终于讲了一句真话，奥巴马说我们之所以要推出TPP，原因就是要希望能够给中国某种制衡和对中国某种平衡的一个力量，所以以前他说是欢迎中国是开放的，因为他在辩论他急了，他要当总统，他被迫要讲出来一些，这个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美国的确担心中国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反过来对世界经济，尤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梁茵：但是今天在现下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我们原来我们所说的硬实力去掌控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完全的硬性条件了，今天我们更多强调的是软实力和一种价值观，我们也知道美国在推行它的普世价值观在全球是有非常多的经验，已经是掌控了话语权，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未来我们要去推行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

张军：您讲我的很同意，美国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不但是在世界的经济的方面，在军事的方面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它向世界输出它的文化，好莱坞文化，麦当劳文化等等这些它也是做的非常成功的。中国我觉得在崛起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讲到不会因为GDP某一天达到这个量，自然的就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你可能是世界的经济大国，但你变成一个强国其实是有一个综合的得分，包括价值观的输出、文化的建立，让海外的世界对中国的国民素质的观感等等这些是一整套，包括我们媒体走向海外等等，这都是一整套的东西，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坦率地说，我觉得的确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以前在过去的30年可能更注重自己的硬实力，当然我也知道中国积弱太久，它需要很快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先生讲到的。

所以它在过去30年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注意到，我们在文化层面的建设，我们在信仰方面的建设，我们在信用方面的建设，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在未来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可能他们也是需要考虑和了解的，包括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等等，这些最终都会成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综合得分的一部分。

梁茵：而这一方面的缺失会是我们现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误解矛盾的一个软肋吗？一个最主要的矛盾点吗？

张军：我觉得中美之间的矛盾不论怎么样在未来将会不断地出现，因为我们第一，虽然我们有可能成为合作的伙伴，但其实在很多的层面，在经济的层面，在政治的层面，甚至在军事的层面其实还是有某种竞争关系的，在这样的一个竞争关系当中，说实话中美如果没有矛盾那是奇怪的，因为中美毕竟不是一个战略的盟友，所以这种矛盾一定是会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存在的有一些东西是硬伤，是我们今天不可能解决的比如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美国可能希望对中国崛起的大国的遏制，中国希望走出去这样一个愿望，这个有些时候是不能调和的。但更多的我觉得是双方的很多的时候对对方的误判、误读，这个我觉得至少我们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努力。

一个是在政府层面的误判和误读，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一个纯经济层面的判断，比如说对中国有一些我们双反，反倾销，不公平竞争，有一些可能是政治层面的考量，更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会，就是我们要能够真正了解这个事情发生，我在美国的时候经常给中国的一些官员就提出我的建议，比如说有一些双反的调查是一个纯经济层面的事情，我们如果很快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去抗议去交涉，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如果它是经济层面的，有相当一部分的双反调查，如果我们就应诉本身，就是我们还不能做别的，我们只要应诉，可能有一大半的案子已经自动就消失了，原因就是美国的商家，美国的潜在的商业的对手会把双反调查作为遏制中国的竞争对手的一种手段，一种法律的工具，如果我们很快把它的上升到政治的层面，让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的复杂化，等等我觉得误判和误读绝对是我们两国的政治家，还有我们两国的普通的老百姓都需要有一个学习和相互了解的过程。

梁茵：就是不要把任何的问题都泛政治化的去解读。

未来的中美关系，当中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总是相辅相成的，而这其中又以近些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增多也引人关注，我们在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张军先生来为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在中美之间的摩擦，特别是贸易方面的摩擦，我们习惯于把它很快的上升到政治层面，使得简单的问题或只属于行业内的问题，就政治化了，对于企业来说，其实我们也很难，如果去美国打一个官司似乎要很久很久的时间，这中间我的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投资进行不下去对他来说就是损失，怎么理解这种心态？

张军：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注意，需要管理好这种心态，我们既然选择到美国去做生意，到美国去打官司，当然美国有自己的规律和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第一是要学会耐心，学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第二，就是我觉得现在发生，20年前，我刚刚当律师的时候在美国，很多我们中国来的企业，包括我们广东、浙江沿海的这些企业家，基本上是采取的游击队式的这种应诉的方法，你今天来告我，明天把公司关了，我过两天在开公司，就是用这种方法，不是用预防的方法，而是发生了事情再去想办法，在初期的时候是有一些效果，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美国的这些企业，美国的这些政府部门就觉得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他们也了解了你的猫腻，怎么样去做这些事。

但这些年我觉得中国来的很多的民营企业已经非常重视这个，他还没有开始展开投资，他已经要在美国市场上做出很多的可行性的调查，包括对市场的调查，竞争对手的信用的调查，请教律师、会计师对整个事情做出一个评估，给他一个非常完整的法律的建议，这些做得非常好，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我也时常给中国政府的有关的部门也建议，中国的确经过这么多难，在美国经常遇到非贸易壁垒，双反、不公平竞争，一部分当然是合理的，不是说中国在那边没有问题，一部分绝对是合理的，还有一部分是美国的竞争企业把你当成了一种工具，用工具这种来对你进行商业方面的竞争，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就是中国呼唤真正意义上的行会组织，就同美国的行会，像汽车工人协会，像教师协会，他们不仅仅是大家在一起联谊，在一起聊天，他们是真正的所谓的游说集团。

就是汽车协会，把他们这个行会放在华盛顿，每天的任务就是游说这些政府的部门，游说国会，希望他们制定的政策对我们是有利的，世界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对美国这方面做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再我看来日本、以色列、还有以前的台湾的地区，他们对美国的公关，对美国的游说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梁茵：而且不是单打独斗，是联合起来。

张军：没错，所以中国的这些行业，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内耗掉了，你看我们俩竞争，都卖丝绸，你五块，我一块就这样，最后倒霉的是整个中国的丝绸行业，而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行会，大家自己行会之间要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要保护自己的行业的组织，代表这个行业到美国去保护自己在美国的利益，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对这个行业的保护，就像我们今天，你都了解的美国的很多的日本企业，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日本的摩托车制造商都有这样，但中国确实这方面做的比较不够，我觉得以后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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