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曾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

杨小凯因《中国向何处去》入狱十年 母亲受牵连自杀

解说：1967年杨小凯结束农村调查回到长沙，他没有参与外面热闹嘈杂的文攻武斗，开始专心写作这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白天他躲进学校小礼堂后的一个房间里，晚上他躲在被窝里写作，一个星期后，《中国向何处去》完成了。

吴映衡：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到底向哪儿发展，他也没讲清楚，到底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样，怎么走，他都没讲清楚，现在不好走，当时他也不可能给我结论，也不可能想到以后变成这个样子是吧，当时就说两条腿走路，一个走资本主义，一个走社会主义，当时谁搞谁胜，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都搞不清楚。

解说：结尾处杨小凯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而是署上了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的签名。

吴映衡：第一个他还是有点心还是有点那个，怕人家抓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他写一兵的话，一个小兵啊，红卫兵一个兵，他说他是藐视社会，他为什么藐视社会？他说关于国家的建设普通的一兵就能够了解这些情况，他是这样讲的，他对他们好像不屑一顾一样。

解说：之后杨小凯将文章拿去刻印，送给相熟的同学朋友，这篇文章到底想表达什么？杨小凯自己说过，那个时期的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需要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

杨晖：我就觉得我当时不是很理解他，我觉得他那文章写得太过了，所以我跑到，费了好大劲跑到一中去找到了他，就跟他辩论，我肯定辩论不过他，他头头是道的，反正他就说我散布灰色论调，我就觉得他那个思想还是太激进了。

解说：从此以后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成为长沙文革历史上的标志性文章，一大批青年学生受到杨小凯启发，开始以理性眼光重新思考文革，但18岁的杨小凯也因为这篇文章付出沉重代价，1968年2月，杨小凯被捕，入狱十年。

杨晖：这是中央文革批示的就是关于对杨曦光写的这篇文章的一个批件，是中央文革的当时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都圈阅了的，他其中的批示就是这其中一定有反革命分子，要希望彻查。

解说：1968年1月25日，杨小凯从乡下回到长沙，一进入市区就听到高音喇叭，用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时不时传出“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的口号。杨小凯觉得事情不妙，他不敢再往城里走，而是找到一所大学，约同学见面，此时长沙已经全城通缉杨小凯，事情源于那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在小范围传播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传到相关部门手中，引起康生等人注意。

杨晖：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人接见湖南省的代表，做了一个2月4号的批示就说省无联是反对的组织，然后那个《中国向何处去》这文章是毒草，是反文革的，而且康生还说了一句，就这样的文章不是一个，因为我哥哥那时是高一的学生嘛，才18岁嘛，所以就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的，一定有黑手，就意思说他后面一定有指使者。

解说：身为“修正主义分子”的杨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母亲陈素被认为是最大的“幕后黑手”，实际上文革开始后，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杨小凯的父母对儿子一直非常担心，杨小凯看上去文弱、少言，从小就和别的干部子弟不一样，他敢想敢干，固执己见，幼年时经常把家里的钱或者食物拿出去送给那些从农村来的穷苦孩子，杨小凯曾经跟着母亲到湘潭锰矿体验生活，荷荷工人同吃同住，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的骄奢与浮夸。文革开始后，杨小凯很少回家，到处调查，父亲杨第甫和母亲陈素都曾三番五次到学校找到杨小凯，与他谈心，告诉儿子事情很复杂，凡事不要太激进，可杨小凯并不以为然。

杨晖：我妈妈给我的意见就是你们还太年轻，就是对这些社会上的事情还是太不了解，她就这么跟我说的，她说然后她就是要我劝我哥哥不要太冲了，就是不要再，因为她听我说，说他在红卫兵组织里面是一个思想家样的了，她说不要太当头，就是不要冲在前面了，她有这种担心。

解说：在抓捕风声传出后，杨小凯开始在长沙四处躲藏，后来又到宁县乡下调查，但杨小凯的母亲陈素有些支撑不住了，1968年1月23日，陈素自杀了。

杨晖：我妈妈去世的那天我进机关，看到的最醒目的一进大门最醒目的一条大标语就是揪出省无联的黑手陈素，很粗很大的贴在那个花园的一进门那里，我觉得这个是对她一个很大的刺激。

解说：陈素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抗战时转战东北，建国后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由于性情温和，陈素平日在单位一直与同事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尽管是走资派，被隔离居住，但依然可以在单位自由活动，陈素自杀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儿子杨小凯黑暗的前途感到绝望。

杨晖：去我妈妈那个住的地方去看了，然后在我妈妈住的地方发现一个本子，一个小笔记本，就是写的我们四姐妹的名字，然后就说要我大哥、大嫂就是等于是好好的做人，然后要我们三个人也是要去当个就去老老实实当个好工人，好农民，就是平平静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解说：这一切在外躲藏的杨小凯都不知情，杨小凯的同学给他带来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和一副平光眼镜，告诉了他母亲自杀的消息，此后杨小凯开始了隐蔽的生活，他白天躲在房间看书，晚上戴起口罩和眼镜穿着皮大衣，拿着手电筒出来看大字报，就这样东躲西藏地过了一个月。

吴映衡：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情况不好，我是不是也想办法躲一下，躲出去，他说我这次如果被抓，至少判十年刑，十年以后还是个艰难的日子，十年很艰难，他说十年以后干什么了？他说那你搞不清形势，他说我逃走，我是要逃，我不能让他们抓，抓到就有危险了。

解说：按照杨小凯的估计，半年后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他就不用再受到如此通缉，他决定离开湖南，杨小凯托同学找到妹妹杨晖，让她帮忙准备一些钱，另外还要一张母亲的照片。1968年1月底，杨小凯去了武汉，但就是在这里由于同学告密，杨小凯被捕，1969年10月，杨小凯被正式逮捕，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这一年他20岁。

杨晖：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粮子是指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老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老友的好感。

解说：由于人们都知道《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是杨曦光，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太多麻烦，1985年他决定恢复使用他的乳名杨小凯，此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杨小凯详细回忆了自己在建新农场的经历，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1970年1月，杨小凯被送往岳阳建新农场，此时他与家人失去联系近三年，在杨小凯被捕后，父亲被单位看管失去自由，大妹妹杨晖到农村下放，小妹妹被送到姑妈家寄养，一个家庭就此分裂，1970年中，杨晖辗转接到哥哥来信询问家里情况，并希望家人不要与他断绝了关系，杨晖立即决定春节去农场看望哥哥。

杨晖：一个是很瘦，再一个就是脸色很惨白，然后穿的衣服很不好，一根那个草绳子系在腰间，一看就给你感觉就很难受，其实他那天晚上来见我还算是换了一件比较正规的衣服。

卢国安（杨小凯新建农场狱友）：穿呢一件棉袄穿三年，冬天一套长的，热天一套短的，没有领子，背上就是两个字，裤脚上面头巾这里，劳改，背心也是劳改，头发就是光头。

解说：在农场，杨小凯和其他15位犯人一起居住在大通铺上，当人们听说他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时，都敬佩不已，他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出工，种地、除草、喷农药、做泥瓦工、修猪圈、做基建，天黑后才回到监房，晚上收工后还要读报、谈学习体会、开批斗会。杨小凯利用读报看书写心得的机会学习，或者等狱友们都睡下了，他偷偷学习。

卢国安：那他真的是蚊子、蚂蝗叮着，我们插秧有蚂蝗，蚂蝗叮在脚上叮得血直流，他一边做事一边想事。看到杨曦光那脚上的蚂蝗，他真的掏出本子来马上就做记录，那是确确实实的。

解说：杨小凯在狱中偷偷学习英语口语，他让妹妹带来中英文对照版的《毛主席语录》，又自学高等数学，读《资本论》，试图用高等数学重新分析劳动价值论。

卢国安：因为他不是学的别的东西，学的是数学，数学本身就没什么反革命数学或者共产党数学，没有，他学的英语是，《北京周报》是官方报纸，但是有人监视他，有人监视，有很多人监视。

解说：一次杨晖去看望哥哥，离开时，一位狱友偷偷塞给她一包东西，回到家，杨晖发现包里全是哥哥写的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

杨晖：我就觉得他，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说他这个真的是本性难移呀，对政治这么关注，对国情这么关注，又会引祸，我当时就这种想法，所以我就很隐讳的就说，你不要再关心这些事情了，你就好好改造，能够争取早一点出来回来，我大概就这么写了一封信去了。他又很生气，他说你老是，他说了一句，他说管教干部教育我我是没感觉的，但是你教育我，我很伤心。

《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陈晓楠 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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