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曾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

核心提示：2014年7月7日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离世10周年。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然而杨曦光和杨小凯分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伴随着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在中国文革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1978年后，从监狱出来的杨曦光样自己的名字埋葬，正式起用乳名杨小凯，之后杨小凯这个名字逐步出现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并最终成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开创者。

凤凰卫视7月5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小凯早年参与文革 赴京串联见毛主席兴奋不已

郑浩：2014年7月7日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离世10周年，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然而杨曦光和杨小凯分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伴随着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在中国文革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1978年后，从监狱出来的杨曦光样自己的名字埋葬，正式起用乳名杨小凯，之后杨小凯这个名字逐步出现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并最终成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开创者。

解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7岁的杨小凯在湖南长沙一中高中部读书，父亲杨第甫，官至湖南省政协主席，母亲陈素，曾担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后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文革”爆发后，杨第甫和陈素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出于这个原因杨小凯受到红卫兵歧视，他反对“血统论”，加入本校造反派组织，热情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

吴映衡（杨小凯长沙一中同学）：因为正好那时候1965年有一个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不是你看就是说小的打倒老的，里面有这个内容，是毛泽东跟毛远新游泳的时候讲的，正好在内部，这本资料流传出来了，他也有一份，他跟我一起研究，就是这篇文章，上面讲的一句，就是陈正日的话，要防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特权阶层，毛泽东有这句话，他就记得这个特权阶层，他认为毛主席就是为了打倒这个特权阶层，所以他就积极参加。

杨晖（杨小凯妹妹）：哎呦，那种情况真是太狂热了，因为我们父母亲都是搞革命打仗出来的，我们觉得我们再也赶不上那种以前的那种解放战争那样的战争年代，我们不可能有英雄用武之地了，有这种想法，但是文化革命我们觉得好像就那种十月革命那种，那样的那种大辩论，就真的就像好像俄国革命一样的，我们都是这种感觉，够觉得我们终于赶上了一场大革命。

解说：杨小凯每天住在学校里，他写标语，贴大字报，偶尔以自由派身份看看学校老师的批斗会，但从未打骂过老师，对于其他同学批斗老师的行为，他觉得有些过了头，似乎偏离了他理解中的文化大革命。

杨晖：他看过批斗老师他觉得太，他不接受，他就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以后跟我说，他说那种保皇派对那些走资派批斗，和对老师的批斗都太狠了，太下手了。

解说：杨小凯后来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他回到家，征得父亲同意，独自带着两个妹妹坐火车到北京串联，在金水桥前见到了毛主席。

杨晖：我们到北京正好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三个人是在天安门的金水桥下坐在那儿，还挺近的，那一次是敞篷车，毛主席坐敞篷车从我们跟前过，反正我们都挥手了，也拼命往前挤了，当时挤的我都看不见他人在哪儿了，他应该是比我冲的到前面去了，我都基本上在隔的三四层人墙，在那后面，我个子还比较瘦小，我挤不过去，他应该冲到前面去了，他当时我记得当时车子过来以后，他回过头来问我，他说你看见了吗？我说我看见了，他说我看得很清楚，他说他冲到最前面了。

解说：从1966年开始，长沙先后成立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江风雷正统派，极左派等六大派别二十多个群众组织，造成六六惨案等一系列流血事件。周恩来和戚本禹曾不止一次接见湖南造反派调解矛盾，杨小凯原本属于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他说自己在文革中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

吴映衡：当时只讲了一个，这个文章后来被他们收去了，就是这一个《反杜林论》，一个大本子，杨曦光自己在那个边边上批了一句话，此法好像是与现实有所不同。

解说：为了对中国社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杨小凯连续做了农民调查、知识青年调查，以及共产主义小组调查，文革期间，长沙原本被下放的一万五千名知识青年回到城市闹革命，他们大出反歧视，反迫害的口号，举行各种活动。

吴映衡：特别女孩子在冬天，因为卫生纸什么都没有，茅厕纸都是随便搞一点，乡里面当时很穷，就是上厕所什么的都没有纸，就是那个棉片，或者一些树叶子，就这样搞，当时她们特别女孩子她们呢还受到那些当地的小小的官，大队长啊，书记啊之类他们欺负，所以说很多事儿，所以我们调查以后呢杨曦光就感觉到很气愤，所以他就要写知青运动报告。

解说：1967年下半年，杨小凯开始进行知青调查，他每天早上背着军绿色的书包到知青家里或者组织里与人们交谈，在本子上做记录获得一手资料，最终写成6000多字的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传播广泛。后来他又找到刚从乡下回到长沙的同学吴映衡，说要到农村做农民调查，经过一番准备，1967年12月21号两人出发了。

吴映衡：他带了三百块钱，当时三百块钱是个天数的，是很多的，当时三百块钱，当时大概是五十斤，还是几斤粮票，全国通用粮票放身上，这他都告诉我听到，给我看了，我们就骑着几部单车就出发了。

解说：到达湘乡县城的山枣镇时已经天黑，他们借宿在了吴映衡的堂姐家，最初吴映衡有些忌惮，怕姐夫的地主成分会牵连到自己，可杨小凯一点不在乎，说地主家更好，有利于他了解情况。在吴映衡姐夫家，杨小凯了解到了农村干部的作风，口粮分配不公正，地富子女待遇低下等情况，他兴致勃勃地把这些写进日记，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又到吴映衡一位富农成分的叔叔家了解情况，包括粮食亩产量上交多少，爱国粮多少等问题，杨小凯都详细询问，下午他们把自行车搁下，步行到吴映衡贫农成分的外婆家做访问，期间要经过一个六、七十米宽的渡口，杨小凯决定蹚水过河。

吴映衡：当时我呢正好是好像是1966年的9月在北京的时候呢，被汽车轧在腿上，我脚很痛，痛但是我说我浸不得冷水，因为我一浸水我脚就会那个就受不了，那他说那我背你过河，马上就要背，我说那不好背吧，我100多斤，我130斤那时候130斤，那背不起，那哪儿能背，他说没关系的。

解说：吴映衡的外公是个本分的农民，他十几岁从军，四处闯荡，后来以连部军需官的身份逃的回来，他对杨小凯讲到1959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三年困难时期，湘乡饿死数万人的情况，这些给杨小凯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中国社会的窗口。杨小凯在村子里走访，无论男女老少他都详细询问，为了让调查更加完整规范，杨小凯特意让吴映衡发动村里生产队长，组织二十几位农民参加座谈会。

吴映衡：一个座谈会大概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杨曦光的他的本子都记磨了，记了很多，记满了他很高兴，算着费用他就整的，他说一亩田只收一块钱的租，他说在国民党蒋介石手下，我是我不相信，杨曦光相信，当时他就对这一点他很感兴趣，他就反复问他怎么收，他说大概收成大概是一年，你假如说一百斤，要交四十斤，基本上是共产党当时政策这样的，这个证明是后来我在下放以后，因为我在队上都知道，我收粮过，每年都收粮过去，大概是40%的收税，那是很重的还是。

解说：这次调查共持续5天，杨小凯了解了农民地主、富农、贫农等不同人员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对农村政策的态度与反映，临走时杨小凯特意偷偷给吴映衡的外公留下10块钱和5斤粮票。1967年12月26日，杨小凯和吴映衡回到长沙。

杨晖：这是当年应该是就是他自己写的，说这篇文章是我自己写的，这是他反复修改，最后成文，然后其实他最后的这个文章，最后的落款是毛泽东主义万岁。

《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陈晓楠 郑浩

首播：周六10：05-10：55

重播：周日21：40-2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