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终嘱咐邓颖超：一切拜托给你了

解说：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国庆十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划掉，他不同意我上，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着我，邓颖超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也很坦率地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凭周恩来的关系，但是对周恩来生前的种种考虑，她也十分理解。

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原副司长）：你比如说哪个国家总理出访不带夫人呢？她没有一次跟周恩来出国，没有一次，那总理访多少国家啊，带夫人的多的是啊，她从来没有出去过，人家外国的总了到中国来都带夫人，她也从来也不出席，她就觉得我一出席别人就要，人家说为什么邓颖超会出席啊？江青就说我是毛夫人，那都不好办，她都很顾全大局，她这方面是非常模范的。

解说：中共九大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林彪的夫人叶群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一直保持低调，1974年在筹备四届人大的时候，很多人提议让邓颖超出任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亲自提名。

张颖：国家的人大主任的职位，这个名望至少是很高的，地位也很高的，所以很早毛主席就提出来，因为邓颖超她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她从很年轻的时候不是周恩来带她进来的，而是她带周恩来到共产党里边来，所以她觉悟早就很高了，所以就说毛主席提过很多次，不是一次。

解说：对于毛泽东提名邓颖超出任人大副委员长一事，邓颖超并不知情，等到文革过后，她重新被推举到这个位置上，才知道当年自己的丈夫不同意这件事，给压了下去，而她本人却深深地认同丈夫的做法。

张颖：就到了最后了，都不在了这些人，她才做，从来不争名不争地位，什么都不争。

周秉德：四人帮粉碎之后，1977年我伯母担任了这个副委员长，邓小平跟她讲说早就有这个安排，让你担任这个职务，就你那位老兄不同意否掉的，我伯母才知道。

解说：文革后邓颖超曾经把周恩来的亲戚以及子女聚在一起，告诉他们你们都觉得做总理的侄子、侄女弟弟妹妹难当，其实做他的夫人也很难，这位革命时期呼风唤雨的女界领袖邓颖超在解放后却心甘情愿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在身边的工作人员眼中她和周恩来是一对模范夫妻。

赵炜：总理的亲属特别多，邓大姐全管，他们下的工资、补助周家的钱特别多，补助他亲弟弟，补助他二弟弟，老婆、孩子，补助另外的侄外甥女。

周秉德：就是我伯父不是把我父亲的工作压得很低，待遇也很少吗，那么我父亲孩子多，负担就很重了，后来呢我父亲有病呢，我伯伯就让他经常请病假，我伯伯说你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你还总能不能正常上班呢，那你还是提前退休好了，就让他提前退休，一开始给我们家的补助是120，后来呢补助到200，我是老大，都是我去领的，每个月在他的卫士长那去领工资，等他过世之后他的卫士们回忆，他的工资实际上只有408块8毛，400零8毛，他就拿出一半来给我们家补贴啊，宁肯让自己的弟弟职位低，收入少，然后把自己的工资来补贴，我也不让你高官厚禄，你也不可以高官厚禄，我伯母不但是容忍，支持，是吧，理解还支持。

解说：1967年夏天，中南海的红墙外一度被红卫兵包围了起来，西花厅地处中南海的西北角，紧邻外面的街道扩音器的声纳充满了整个西花厅。

赵炜：我们的墙就一墙之隔，高音喇叭天天吵，那天气是八月份嘛，七月底八月初，开着窗户简直打电话都听不清。

解说：这场水泄不通的包围持续了近20多天，在赵炜的印象里，西花厅曾经人来人往，周恩来夫妇的亲戚朋友经常来这里作客，然而到了文革当中，西花厅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闹。

赵炜：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大姐他们约法三章，有三条原则，不来往，就是不来往，不通讯，不接见，这样为什么？因为当时凡是跟总理、邓大姐过去在解放前有来往的人都挨整，所以保护他们不来往，包括他们的子侄都不来。

解说：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担任起保密工作，去看望遭到迫害的老同志。

赵炜：你比如我去看谁谁已经关了好多年，但她有病到阜外医院，阜外医院多，为了保护这个人，总理说不要告诉别人，你就去看他去，经过一通知我就可以到医院直接去看，因为他正在监禁时期出来治病，为了保护他，不让他们知道，代表总理和大姐啊，有时候大姐也得说我代表总理，总理让我来看，大姐也问你好希望你保重，治好病对不对，相信你的问题会弄清楚的，如果要问问题总理和大姐，总理绝不会派我来的，这不你给他一个定心丸嘛。

解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几天里西花厅里所有的人都充满焦虑。

赵炜：第一天没回来，大姐打电话问啦，就说在大会堂有急事回不来，当时我们在我在总理那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又回去帮着总理值班室工作嘛，就觉得广州军区丁盛的报告特有意思，接了电话，我记得那电话我接的，有的人他接的，不管反正我们接的，我们大家都听，他说要报告总理，我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党指向哪里，我走到那里，后来我说怎么出了这个报告。

解说：工作人员接到电话，赶紧写报告向上级反映情况。

赵炜：先得写上汇报条，然后接电话过去就送去，后来才知道，到了最后知道是明显再来报，报来的不是，他已经摔死在那个温都尔汗，温都尔汗了嘛，这就知道那天的报告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件事情你说邓大姐在家她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结果一知道林彪跑了，赶快把我们大门关上，万一什么冲进来怎么办，真的，那时候我们大门得关上。

解说：9月15日下午4点多，总理终于回到家。

赵炜：大姐就说总理说恩来辛苦了，你看你疲惫那样子，赶快休息吧，说情况杨德中跟我汇报了，我知道了，就这样，很简单，你别以为总理知道的事大姐都知道，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邓颖超也就是中央委员，不该知道的事，他们两个人是有一条纪律，你不说我不问。

周秉德：伯伯有很多话没有跟我七妈说，我七妈说我也有很多话没跟你说，他们那种老的共产党的那种组织纪律性啊，保密观念呀，和那个互相不干涉的那种，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我的工作，互相之间都不通气。

解说：在邓颖超和周恩来的人生岁月里，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的妻子，又是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既恩爱又公私分明。

赵炜：那有人编的八一南昌起义，大姐笑这不胡说嘛，说总理兜里还揣着什么照片，又拿着什么照，大姐看了那八一南昌起义，那时候就给他们提建议，别胡编了，那天晚上总理回来了，回家吃饭告诉大姐，吃完饭我要走上九江，完了晚上吃完饭走，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一句话也不说，大姐也不问，等到八一南昌起义第一枪打响了，大姐从国民党报纸看到是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总理那地方，我们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的人都知道，邓大姐那天不知道，总理跟那些专家讲了，那张爱萍什么聂荣臻都在，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接触上天的事，回去跟你们的老婆什么人都不许讲，我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她都不知道，我都没跟她讲，然后总理交代我们跟任何人都不许说，等到第二天爆炸成功了，见了报，大家欢心鼓舞，大姐说你们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总理不让说要坚守这个，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你别以为他是夫人什么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所以现在人可能不理解。

解说：繁重的工作让总理和邓颖超聚少离多，但是却未曾削减夫妻之间的感情。

周秉德：就是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那去吊唁，然后回来，当时呢跟美国和越南好像还在打仗，还是什么，反正还是很紧张的，所以境外的时候呢就一直很担心这个飞机能不能够进入咱们的国境，那时候就一直盯着听啊听，后来呢说是已经进入了，这就放心了，那么后来呢就已经到了北京了，他的秘书什么、护士等等的，都在客厅那等着，等着一会儿总理就回来了，邓颖超就跟他说恩来呀，你可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然后就老头子，我在电视里看见你跟那么多越南的年轻姑娘们拥抱，不行，你得亲亲我抱抱我，哎呦，结果我伯伯就上来就跟她抱起来在她脑门上一个吻。

赵炜：我们当时在旁边我们都笑，有的人不敢看，觉得挺浪漫的，大家就笑，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谈事情谈笑风生的，他们是很开朗的人。

周恩来：同志们、同学们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与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解说：1975年的春天来临，可是这一年总理却没有能同邓颖超一起欣赏西花厅院内的海棠花，此时他正躺在305医院的病床上，等待接受第三次大手术，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总理的病情反而出现恶化的趋势，面对时刻为自己担忧的邓颖超他却说我对自己的病有所预料，还能活半年，在场的人都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周秉德：我就觉得怎么到这份上，马上骑车子就到了西花厅，就跟我伯母说，我说我要跟伯伯见面，我去看，因为刚刚住院的时候我就想去看，伯母就说呢中央有规定，不可以去看，除了我以外，家人都不可以去看，如果看的话得要经过什么中央政治局讨论。

康岱沙：总理正在病的时候他限制非常严，他谁也不叫去看，我总是想从邓大姐那了解总理的情况，但是邓大姐这个同志她的党性非常强的，纪律非常严的，她闭口不谈，因为这个东西不能谈的，总理的病情你能随便谈吗？连自己的爱人都不能谈，不能谈。

解说：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随即在全国开展起来，1月25日，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召开，到了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了半年之后，渐渐偃旗息鼓，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病情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事实上早在1972年的5月，医生就发现周恩来患上了膀胱癌。

邓颖超：按照他初期的癌症和治疗条件都可以，但是呢他不能够得到治愈的这个结果呢，一个工作太繁忙，第二个四人帮想尽很多的办法增加他的工作的负担，并且还采取对他可谓轰炸的这样一种折磨他。

解说：总理住院期间总共587天，却没有一天不是心系工作，邓颖超每天到医院照顾病重的总理，而且不让秘书陪同，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前往。

赵炜：为什么不让秘书去呢？怕干扰总理的治疗和休息，文件开始，我们大家挑文件，秘书挑文件，邓大姐给拿到医院，邓大姐当那个通讯员给总理，总理自己看自己批自己弄，然后后来有一段不行了，总理让邓大姐给念文件。

周秉德：后来呢到5月20号的时候，我正好在班上呢中午，我七妈就打电话，她说你不是想见伯伯吗，今天伯伯回西花厅你可以来看看他，哎呀那好好好，我就请了假，赶紧就骑了车就回到西花厅，然后再看见他的时候呢确实是，还是特别瘦了啊，但是呢两个眼睛还是挺有神，两个眼睛还是挺有神的，身板也蛮直的，但是确实是瘦的不得了，然后进到那个位子上，坐到沙发上面，他平常总坐那个位子，旁边那个小沙发，中间那个大沙发他不坐，他坐一个单人的沙发，那个卫士就给他脚底下垫了一个木头的斜的木头板，木头架子就搁脚，免得肿嘛，搁那么一个，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解说：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赵炜每天陪着邓颖超去医院，有时情况不好就是三更半夜赵炜也必须陪着邓颖超再跑一趟医院，而周恩来讲话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小。1975年9月，总理的第四次手术并不令人欣慰，33天之后，他不得不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11月里的一天，赵炜陪着邓颖超来到医院，病重中的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国际歌》，唱完歌他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

赵炜：在医院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们说，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见面没有讲自己的要走了，悲哀呀，好像快不行了，一句话没有，你想老两口几十年了，还不得说点要诀别的话，没有，只有一句有一天总理说我的一切拜托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