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与共产党关系亲密 周恩来常家中做客

章伯钧被批是“右派” 聚光灯下满脸是汗

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起了新一轮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并且号召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以改正党的作风，一时间中国大陆民主气氛空前活跃。

姜平：毛泽东特意召开他们这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开会，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过，闻者足戒，那么一个方式，那么很多人其中也包括章伯钧，也感到共产党是诚心诚意的。

解说：大鸣大放的方针出台后，许多民主人士都十分激动，认为迎来了民主的春风，于是纷纷踊跃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参与国家的民主建设。章伯钧也十分兴奋，起劲地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5月的一天晚上，章伯钧刚刚从东欧考察回到家中，一通电话就打了进来，电话那一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章诒学：他说伯钧啊，他说那个大鸣大放的讨论会啊，明天是最后一次了，你呀务必要来参加，你要在会上讲一讲。

解说：在女儿章诒和的文章中曾写道，座谈会的头几天，章伯钧并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在拉肚子。

姜平：章伯钧当时身体也不太好，起先也是拒绝，拒绝，讲了我身体不好，我不能去参加这个会议，后来有个领导啊明确表示，你以前讲的话，都不能算数，在这次会议上讲，那么才能算你们的正式的意见。

解说：电话挂断后，章伯钧辗转反侧，究竟应该讲些什么呢？他思索了一个晚上。

章诒学：第二天早上去的时候，他还跟我母亲说，哎呀，他说，我说点什么呢？所以他也没想好，所以他就去了，他就说，因为正好又到东欧去转了一圈，他就提出来这个，就突然想起那个政治设计院的那个题目来了。

孟庆厚（原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就是工业上有很多设计院，轻工设计院啦，什么冶金设计院啦，它政治上没有。

王健（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希望能够党啊，成立一个政治上的设计院，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参加。

姜平：再做协商，达成共识之后，联合出台一个方案，这样执行起来很畅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显示出来了。

解说：民盟的另一位领导人罗隆基则提出了，应组织民主人士，共产党等各方面建立平反委员会，复查案件以减少冤案的发生。

姜平：所以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听到罗隆基的发言之后很恼火，觉得罗隆基是在跟共产党挑战。

解说：尤其罗隆基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言论更是刺痛着毛泽东，没过多久风向开始突然转变。6月8号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趁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大规模反右拉开了序幕。

章伯钧与罗隆基在会上的讲话，更被认为是联手对共产党进行攻击，两人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也被批判为企图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外，另外成立国家权力机关。两人也成了右派的典型，被重点批判，同时还被冠以“章罗联盟”的称号。让大家最感困惑的就是这个“章罗联盟”的罪名了，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两人之间不睦已久。

章诒学：至少我的印象里头，他和罗伯伯之间总是这个，争论很多，当然具体他们争论什么，我们作为当时的小孩来说也不会去过问，就是很感兴趣说他们究竟争论了什么，反正总是，总是有争论。

孟庆厚：确实他们俩人经常吵，俩人观点始终不一样，不但政治思想上不一致，就生活作风也不一致，因为罗隆基呢是英文派，他是德日派，他是留德的，他是留美的，留英的，罗隆基，所以两个人在生活作风上这个都不一样，俩人见面就吵。

王健：罗隆基这人胸襟太狭小，在联合政府的时候，章伯钧是政府的委员兼交通部长，三级待遇。罗隆基四级待遇，就像这类事他计较，所以民盟开了一个四中全会，在会上互相啊有一些斗争，所以大家都认为章跟罗是水火不容，所以毛泽东提出来章罗同盟，大家谁也不相信。

解说：虽然两人之间有太多的分歧和矛盾，但仍旧被“章罗联盟”的帽子紧紧的捆在了一起，没有给两人任何反驳的机会，很快各式各样的批斗大会扑面而来。

孟庆厚：那是6月份嘛，批章伯钧的时候，聚光灯，那热得很，那时候也没有空调，没有什么冷气，好家伙，他也出大汗，我们的工作人员更出大汗，那玩意，就那聚光灯照的，那玩意，那聚光灯，就好几个那大聚光灯。

王健：在我的印象中，批判那个章伯钧的时候，他很少讲话，没有什么辩护。

孟庆厚：那气氛反正很，哎呀，那七嘴八舌，根本乱的，乱喊口号，那根本就听不清楚，有时候我做记录啊，根本没法记。

解说：随着反右的持续，许多与章伯钧有过亲密来往的朋友和同事，都被划成了右派。

姜平：起先反右之前，还有人为章伯钧做辩护，但是后来哪个为章伯钧做辩护，哪个就是右派，哪个为罗隆基做辩护，哪个也是右派，章罗联盟的反党集团越划越多，成员越划越多。

孟庆厚：说老实话，噤若寒蝉，谁也不敢讲，我也不敢讲，包括我在内，那我在那也得夹着尾巴，你不夹着尾巴，到时候搞不好给你弄一顶帽子戴，这玩意儿这二十多年这罪可难受了。

解说：最触痛章伯钧的就是他的朋友林德民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林德民是他早年在香港结识的印尼华侨，他那时在香港经商。新中国成立后，林德民跟随章伯钧进入了交通部工作，反右运动中他也被划成了右派。

章诒学：就他，而且反右的时候他没有出来讲任何一句话，就说给党提意见，他没提什么意见，他也提不出来，就作为他来说。他也觉得没有什么，他觉得自己做这份工作他也挺满意的，他也在那老老实实的就做自己那份工作，没有讲过什么，也没有对交通部的党组提过什么意见。

他就因为跟我父亲的这层关系，给他扣了一个右派的帽子，然后呢还把他发配到北大荒去了。我们后来问过这个林伯伯，他说，哎呀，我不太想讲，他说那确实想从那活着出来，那是万幸了，他说，他只是冻掉了一个脚趾头。这么一个，你说他这个右派帽子不是太冤枉了吗？是吧，你这不是一种牵连嘛，就等于是，这样的话呢，就说我父亲就觉得像林伯伯这样的，就是我叫林伯伯的这个林先生这样的人，在他周围还有很多，有很多人是，那就后来就妻离子散的，那就很惨的，太多太多了。

解说：据后来公开的数字显示，当年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

章诒学：其实我父亲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心里头上一个最巨大的负担，因为他觉得这个运动到后期，就是牵连了很多很多的人，就是和他共事的这个民主同盟的，农工民主党的这些同事和一些朋友，包括一些亲属，就说呢，都因为他这个事情牵连进来，也都被划成右派。而且他说很多人其实很无辜的，所以呢他就觉得就是这个心里头觉得非常的内疚。就是说他说如果我不认下这个，他说就可能会牵连更多的人，他觉得已经非常对不住这些过去和他一起这个，从解放前一直走过来的这些老朋友们。

解说：迫于多方压力，章伯钧最终承认了“章罗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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