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红军寇庆延曾差点被张国焘枪毙 被朱德救下

杜瑞芝：我收到了一封信，这个信呢它是这样写的，这次要批斗走资派啊，你必须把地委书记杜瑞芝打倒，才能打他，打倒了杜瑞芝以后，向纵深发展，直指赵紫阳、陶铸，在顺德县第一个万人大会是斗我的，大家都不是喊口号吗，要打倒走资派杜瑞芝吗。

寇老不举手，转回头来就准备斗寇老了，造反派派了一批红卫兵责问他，寇老，你为什么不喊打倒他，寇老说我没有调查研究，对他的情况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打倒他，我经过调查研究，应该打倒的我一定是要举手打倒，我没有材料啊，他把这红卫兵说住了。

解说：寇庆延想了一个办法，他以支持群众运动为名义，安排二十多个青年，在批斗会场的前排喊口号，重新把会场控制起来。

杜瑞芝：这种方法，保护我的办法，里斗，斗这外面来的人，真正的红卫兵，不要叫他接近我，主要是怕打死，不是别的，斗完了以后，我就坐着寇老给我们的一个大车，就一起走了，叫你斗了，他那还要斗他啊，那我还要到处给叫人家斗啊，所以红卫兵也没办法，就跟着寇老就走了，就这样转圈子保护我。

解说：当年陪着寇庆延到粤东考察，给他们介绍宗教知识的林念祖，此时已是广东省公安厅副处长，因为受到文革冲击，林念祖被撤销职务，但由于寇庆延的保护，林念祖没有被打成“特务”，也没有受到处分，相比于他的同学，这已经是再好不过的境遇，他常说，我们教会学校出来的4个同学，分别在北京、广东、青海，一场文革下来，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多亏寇老没让我调走。

运动来了，我是臭老九，运动一过是花朵。

文广智：寇老在我们公安战线，政法战线有很高的威望。他非常能团结干部，我们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就是跟着这位领导，很有安全感。不会感觉到你有什么不够的地方，或者哪些做的不对的地方，给你穿小鞋什么绝对不会，这是大家普遍的，不是哪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

嘉宾：我从1939年到现在70多年了，我真是挑他的毛病我挑不出来，所以这个人待人很憨厚，没有什么假的，他也不搞假也不搞鬼，这一辈子真是光明磊落的优秀党员。

解说：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突然被隔离审查，成为文革首当其冲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造反派到广州找到寇庆延，要他揭发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里通外国的问题，被寇庆延当面回绝。

改革开放时期，中央要求广东严惩严办经济犯罪案件，寇老采取极其审慎的态度，不跟风，不夸大，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保护了一批干部。

杜瑞芝：（他）对一个同志的评价从来不讲不负责任的话，从来不讲这个，寇老不讲，不负责任啊，说人家长长短短啊，不讲，公安系统这批干部与他的作风是有关的，很好的，而且都是很能干的。

王骏：（寇老）特别讲得多的就是，我们这个政法不管公安也好，检查也好，你这个办案，一定要认认真真办，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62年困难时期 每天有数千人逃港

解说：时隔多年，有人问寇庆延，你多年从事政法工作，你的工作准则是什么？寇庆延回答说，不随便冤枉人，不要留下冤案错案，办的案子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就是我的准则，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经历饥饿困境的人们从各地来到深圳，涌到宝安边境外流，最多时一天达到8000多人。

局部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现象，据统计这一年总共有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涌入深圳，6万多人偷渡出境，1962年5月，周总理打电话给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寇庆延：1958年以后啊，我们1958年不是搞这个大跃进啊，逃港啊，没有饭吃，好多人没有饭吃啊，饿死不少人啊。也是那个大浪潮的时候，跑香港的人很多，陶铸当时是中南局的书记，在长沙接到周总理的一个电报，要他赶紧处理这个事。

解说：农民没饭吃，他们不顾生命危险逃往香港，有的地方连学生、基层干部也跑，宝安县25年的时间五分之一的人逃港，对此，当时广东省的领导班子中有不同看法，寇庆延坚持认为是生活问题，不同意定性为政治问题，采取的方法是拦阻劝说、收容遣送，1978年4月，习仲勋任广东省委书记，逃港潮成为要解决的大问题，寇庆延陪同习仲勋到惠阳检查工作，到处都是被收容，遣送的人员，有的干部习惯上认为，中央下来的很有分量的书记，这回要上纲上线，采取严厉措施解决问题了。

7月份，习仲勋到沙头角镇调查后说，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沙头角干部群众马上行动，开展与香港的贸易，下半年就再没有发生逃港事件了，习仲勋提出，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他顶着压力，仍然坚持要反复做工作，把逃港农民遣送回乡，有的农民再逃港，那就再遣送，他抓住一个典型，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自1975年与香港开展来料加工和贸易后，再没有出现农民逃港问题了。

习仲勋的意见，就是要着力发展当地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内地与香港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老百姓留在广州。当时，宝安县委一位领导在莲塘生产队拿着报告，给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寇庆延出了个难题，要办20个人的养鸡场，如果不同意办，这20个人就逃港，寇庆延当场在报告上签字，那时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养鸡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这一次20个人很快搞了个20万只的养鸡场，规模在全国都是罕见大。

王宗春：他对人民，对群众，对广大的干部，他都是爱护的，很亲切，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说寇庆延怎么怎么，我还没听到，有的其他人的，我没听到说寇老搞“左”的那一套，我没听到过。

解说：1979年6月，中央开会研究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广东省领导经受很大的压力，寇庆延代表广东省委汇报，李先念说，偷渡要反对，生活问题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广东出台了发展生产的措施，“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即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农民开始挖鱼塘，种蔬菜，磨豆腐、养猪、养鸡，生活很快发生了变化，还出现了一部分逃港农民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