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政要如何带夫人出访见外宾

钱李仁（原上海地下党干部）：第二条战线的主力是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大学，而这些国立大学区委一直是吴学谦，他的领导风格呢，就是稳扎稳打，不冒。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该出手的马上就看得准。

解说：抗战胜利以后，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了扶植的政策，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被迫任用，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在国统区全面爆发。6月5日，上海万余名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来到美国驻华海军总部举行抗议示威，被围攻的国民党军警挥舞大棒，开始了武力镇压。

钱李仁：他不是采取整体包围，采取分割，插进来，插进来，分成小队，到时候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学谦一看这个情况，撤退，不要再停留下去。敌人是这一次下手下得很厉害，不要硬拼，硬拼的话，小队小队跟他拼，结果分头都给他抓起来，打伤的打伤，甚至打死都难说，赶快撤出来。撤退以后，再到包围圈外面，能集合多少再集合多少，在南京路上走一圈。

解说：然而游行队伍的长龙里并没有吴学谦，此时此刻，这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正站在南京路中国银行大厦的斜对面，他时而悠闲地抽支烟，时而与走过身边的路人搭讪几句，看似无所事事，却早已把进退的指令传递到学生中间，这一天上海的学生运动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钱李仁：规模是缩小了，但是我们还是安然的保护了自己的力量，把口号也叫到全上海。我觉得这些事说明学谦的指挥能力，策略，该进的进，该收的收，不是这么盲目的拼一场算数，没有这样。

解说：1944年，从解放区返回上海不久，吴学谦发现，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徘徊在他家附近，为了保险起见，他从家里搬了出来，此后一直借宿在地下党的同志家中。

记者：这条街以前叫什么啊，这条巷子？

浦作（原上海地下党干部）：这个街呢，是叫亨利路，大亨的亨，利益的利，亨利路。

解说：从1945年11月到1947年9月，吴学谦在这栋石库门房子里，住过近两年的时间。

解说：那一时期，还在暨南大学外语系读书的吴学谦，陷入了困境，他没钱买衣服，买鞋子，有时连三餐都成问题，就在这时，在他领导的中学工作委员会，一份来自异性的温暖不期而至。

毕玲：因为我的工资又不用养家，就给同志们一些钱，那我们的关系呀，实际上就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也并不是怎么恩恩爱爱谈恋爱，没有，他有困难也不跟我说的，是我猜想他没有钱买烟了，他从来不向我诉苦的。但看到他破破烂烂衣服，我也知道他没钱了。

解说：其实，毕玲知道，吴学谦的手中并不是没有钱，在地下党内部，他的职责之一便是为同志们保管党费。

毕玲：上级领导，就是刘晓同志跟他说，你呀，生活就实报实销，要吃要住要用都在这里报销，这报销就自己给自己报销啊，钱在他那里，结果他怎么搞的，他每天吃呛饼，你们不懂得呛饼，其实北京有的卖，就是发酵的，那么大的，圆的，发酵的，淡的饼，连葱花都没有，然后一块一块切下来，他抹点盐，买一包花生米，老虎灶打一暖壶开水，这就是他的饭了，根本无所谓菜不菜，没有。

解说：毕玲知道，吴学谦经常把由他保管的党费，分给生活拮据的党员，于是，隔三岔五，这个出身阔绰，热情活泼的女生区委委员，便会向吴学谦的手中塞上几块银元，一条香烟。渐渐的，某种温馨而平淡的情愫，开始在两人之间悄悄弥漫，然而感情内敛的吴学谦，追求异性的方式却并不浪漫。

毕玲：你说谈恋爱，什么谈情说爱呢，没有，他也没有说你怎么漂亮，我也没觉得他是怎么漂亮，我们在这问题上就是讲，我们是不是结合起来，好不好，而不是说，我可爱你了，你真可爱，没这回事。

可是也没有去逛过花园，也没有去过电影院，也没有两个人在马路上走，为什么？因为他认得的人呢，党员很多，我认得的人也党员很多，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就让我的底下党员知道，这个男的是我的男朋友，所以不能在马路上聊天。

解说：这是一份特殊的恋情，毕玲和吴学谦相约不到解放绝不结婚，他们把儿女情长埋在心间，全身心地投入到越来越严峻，也越来越充满希望的对敌斗争当中。

曾子墨：1949年5月，解放前夜的上海滩碉堡林立，战况激烈，然而春日迟迟的午后，市区的无线电仍然在播出文艺节目，伴随着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优美旋律，一首由女生朗诵，名为《旅伴》的小诗升腾在大上海的蓝天上，“我俩默默相伴，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感觉到你的跨步，坚定而执着，叩问着苦难的旅程，我们同步，同路，情同手足”，这是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员王裕之，写给他不知姓名的秘密战友斯蒂芬的诗。解放以后，人们告诉他，斯蒂芬的真名叫做吴学谦。

解说：从1948年到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捷报频传，为了及时传递胜利的消息，号召市民做好准备，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需要把解放区印发的传单，散发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一个秘密的政治交通应运而生，为此，地下党组织选中了圣约翰大学的富家子弟，地下党员王裕之。

浦作：那么他的条件呢，就是他家里有钱，他开口说要买个小车，叫奥斯丁，买个小车子，他父亲也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呢，他就利用这个车子，当时市里很紧张的时候，跑来跑去他就开它。

解说：1948年春，一个自称老吴的青年和王裕之接上了关系，两人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地下交通的危险旅程，王裕之开车，老吴指路，时而白天，时而黑夜，时而穿过闹市，时而绕路荒郊，相互熟悉之后，王裕之给自己取了个洋名叫“华雷”，老吴则成了他口中的“斯蒂芬”。

1949年5月，解放军兵临城下，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封锁，大街上，警车，飞行堡垒不断呼啸而过，上海进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天夜里，王裕之注意到，坐在他身边的老吴神情格外严肃，突然，昏暗的绿灯下几个警察拦住了去路。当时王裕之并不知道，这一次，被斯蒂芬带上车的是极其重要的，也极有可能给他们带杀身之祸的《解放军入城布告》。

毕玲：一个外国名字叫斯蒂芬，一个外国名字叫华雷，穿着西装领带，戴着金丝边眼镜，汽车上就这么坐着，国民党抄把子，抄把子懂不懂啊？就是每一个保甲的地方都有铁丝网拦着，不能走，抄把子，里边是什么东西，是入城布告啊，他们两个人气派非常大，呱啦呱啦用英文讲讲，老吴的英文特别好，他是暨南大学英语系毕业，这个司机同志是圣约翰大学英语系，两个人呱啦呱啦英文讲讲，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斯蒂芬，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华雷，就这样抄把子的警察一看车那么好，打扮那么阔气，走吧，走吧，入城布告就开走了，多危险，老头子。

解说：当晚，负责西区宣传工作的毕玲，也拿到了老吴送来的《解放军入城布告》，她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批传单送发给下属的各个小区。

毕玲：我怎么送呢？我穿着翻毛皮大衣，往外翻的，有个手筒，这手筒里面就是入城布告，当时我涂了口红，穿着高跟皮鞋，坐在三轮车上，上海不是有个歌叫《三轮车上的小姐》，那就是有钱的小姐，这么坐着，一点也不查就直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