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曾对身边人称：当总理夫人很难

2012年05月07日 10:37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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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67年夏天，中南海的红墙外，一度被红卫兵包围了起来，西花厅地处中南海的西北角，紧邻外面的街道。扩音器的声纳充满了整个西花厅。

赵炜：我们的墙就一墙之隔，高音喇叭天天吵，那天气是八月份嘛，七月底八月初，开着窗户，简直打电话都听不清。

解说：这场水泄不通的包围。持续了近20多天，在赵炜的印象里，西花厅曾经人来人往，周恩来夫妇的亲戚朋友经常来这里做客。然而到了文革当中，西花厅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闹。

赵炜：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大姐他们约法三章，有三条原则，不来往，就是不来往，不通讯，不接见。这样为什么，因为当时凡是跟总理邓大姐过去在解放前有来往的人有挨整，所以保护他们，不来往，包括他们的子侄都不来。

解说：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担任起保密工作，去看望遭到迫害的老同志。

赵炜：你比如我去看虽说已经关了好多年，但她有病到阜外医院，阜外医院多，为了保护这个人，总理说不要告诉别人，你就去看他去，经过一通知，我就可以到医院直接去看，因为他正在监禁时期出来治病，为了保护他不让他们知道，代表总理和大姐啊，有时候大姐也得说我代表总理，总理让我来看，大姐也问你好，希望你保重，治好病，对不对。相信你的问题会弄清楚的，如果要有问题，总理和大姐总理绝不会派我来的，这不就你给他一个定心丸嘛。

解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几天里，西花厅里所有的人都充满焦虑。

赵炜：第一天没回来，大姐打电话问啦，就说在大会堂有急事回不来，当时我们在，我在总理那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又回去帮着总理值班室工作嘛，就觉得黄州军区丁盛的报告特有意思，接了电话，我记得那电话我接的，有人说他接的，不管反正我们接的，我们大家都听，他说要报告总理，我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党指向哪里我走到哪里，后来我说怎么出了这个报告。

解说：工作人员接到电话，赶紧写报告向上级反映情况。

赵炜：先得写上汇报条然后亲电话过去就送去，后来才知道，到了最后知道是，明显再来报，报来的不是他已经摔死在那个。

记者：温都尔汗。

赵炜：温都尔汗了嘛。这就知道那天的报告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件事情，你说邓大姐在家她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结果一知道林彪跑了，赶快把我们大门关上，万一什么冲进来怎么办。真的，那时候我们大门得关。

解说：9月15日下午4点多，总理终于回到家。

赵炜：大姐就说总理，说恩来辛苦了，你看你疲惫那样子，赶快休息吧，说情况杨德中跟我汇报了，我知道，就这样很简单，你别以为总理知道的事大姐都知道，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邓颖超也就是中央委员，不该知道的事，他们两个人是有一条纪律的，你不说，我不问。

周秉德：伯伯有很多话没有跟我七妈说，我七妈说我有很多话也没有跟你说，他们那种老的共产党的那种组织纪律性啊，保密观念啊，和那个互相不干涉的那种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我的是我的工作。互相之间都不通气。

解说：在邓颖超和周恩来的人生岁月里，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的妻子，又是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既恩爱，又公私分明。

赵炜：那有人编的八一南昌起义大姐笑这不胡说嘛，说总理兜里还揣着什么照片，又拿着什么照，大姐看了那八一南昌起义，那时候就给他们提建议，别胡编了，那天晚上总理回来了。回家吃饭告诉大姐，吃完饭我要走，上九江。完了，晚上吃完饭走，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一句话没说，大姐也不问，等到八一南昌起义第一枪打响了，大姐从国民党报纸看到是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总理那地方。我们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的人都知道，邓大姐她那天不知道，总理跟那些专家讲了。那张爱萍、聂荣臻都在，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接触上天的事，回去跟你们的老婆什么人都不许讲。我，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她都不知道，我都没跟她讲，然后总理交代我们跟任何人都不许说，等到第二天爆炸成功了，见了报，大家欢欣鼓舞，大姐说你们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总理不让说，要坚守这个。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你别以为她是夫人什么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所以现在人可能不理解。

解说：繁重的工作，让总理和邓颖超聚少离多，但是却未曾削减夫妻之间的感情。

周秉德：就是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那去吊唁，然后回来，当时呢，跟美国和越南好像还在打仗，还是什么。反正还是很紧张的，所以境外的时候呢就一直很担心，这个飞机能不能够进入咱们的国境，那时候就一直盯着听啊听，后来呢说是已经进入了，这就放心了。那么后来呢，就已经到了北京了。他的秘书什么，护士等等的，都在客厅那等着，等着一会儿见总理就回来了。邓颖超就跟他说，恩来呀，那个你可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然后就老头子，我在电视里看见你跟那么多越南的年轻姑娘们拥抱，不行，你得亲亲我抱抱我。哎呦，结果我伯伯上来就跟她抱起来在她脑门上一个吻。

赵炜：我们当时在旁边我们都笑，有的人不敢看，觉得挺浪漫的，大家就笑。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谈事情谈笑风生的，他们是很开朗的人。

（周恩来生前录影）

周恩来：同志们，同学们，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解说：1975年的春天来临，可是这一年总理却没有能同能邓颖超一起欣赏西花厅院内的海棠花，此时，他正躺在305医院的病床上，等待接受第三次大手术。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总理的病情反而出现恶化的趋势，面对时刻为自己担忧的邓颖超，他却说，我对自己的病有所预料，还能活半年，在场的人都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女）：当然我听了以后我也哭了，我就觉得怎么是到这份上，马上骑车子就到了西花厅，就跟我伯母说，我说我要跟伯伯见面，我去看，因为刚刚住院的时候我就想去看，伯母就说呢，中央有规定不可以去看，除了我以外，家人都不可以去看，如果看的话，得要经过什么中央政治局讨论。

康岱沙（原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总理正在病的时候，他限制非常严，他谁也不叫去看，我总是想从邓大姐那了解总理的情况，但是邓大姐这个同志，她的党性非常强的，纪律非常严的，她闭口不谈，因为这个东西不能谈的，总理的病情你能随便谈吗？连自己的爱人都不能谈，不能谈。

解说：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随即在全国开展起来。1月25日，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召开，到了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了半年之后，渐渐偃旗息鼓，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病情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事实上上早在1972年的5月，医生就发现周恩来患上膀胱癌。

（邓颖超生前录影）

邓颖超：按照他初期的癌症和治疗条件都可以，但是呢，他不能够得到治愈的这个结果呢，一个工作太繁忙，第二个四人帮想尽很多的办法，增长他的工作的负担，并且还采取对他可谓轰炸的这样一种琢磨他。

解说：总理住院期间总共587天，却没有一天不是心系工作，邓颖超每天到医院照顾病重的总理，而且不让秘书陪同，从来都是自己一人前往。

赵炜（邓颖超秘书）：为什么不让秘书去呢，怕干扰总理的治疗和休息，文件开始，秘书大家挑文件，邓大姐给拿到医院，邓大姐当那个通讯员给总理，总理自己看自己批自己弄，然后后来有一段不行了，总理让邓颖超给念文件。

周秉德：后来呢到5月20号的时候，我正好在班上呢，中午我七妈就打电话，她说你不是想见伯伯吗？今天伯伯回西花厅，你可以来看看他，哎呀那好好好，我就请了假，赶紧就骑个车就回到西花厅，然后再看见他的时候呢，确实是，还是特别瘦了啊，但是呢两个眼睛还是挺有神，两个眼睛还挺有神，身板也蛮直的，但是确实瘦的不得了，然后进到那个位子上，坐到沙发上面，他平常总坐那个位子，旁边那个小沙发，中间那个大沙发他不坐，他坐一个单人的沙发，那个卫士就给他脚底下垫了一个木头的，斜的木头板，木头架子就搁脚免得肿嘛啊，搁那么一个，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周恩来临终嘱咐邓颖超：一切拜托给你了

解说：再后来的两个月里，赵炜每天陪着邓颖超去医院，有时事情不好，就是三更半夜，赵炜也必须陪着邓颖超再跑一趟医院，而周恩来讲话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小。1975年9月，总理的第四次手术并不令人欣慰，33天之后，他不得不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11月里的一天，赵炜陪着邓颖超来到医院，病重中的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国际歌》，唱完歌，他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

赵炜：在医院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们说，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见面，没有讲自己的要走了悲哀啊，好像快不行了，一句话没有，你想老两口几十年了，还不得说点要诀别的话，没有，只有一句，有一天总理说我的一切拜托给你了。

解说：1976年1月8号早上8点半，听完值班人员有关总理病情平稳的报告后，邓颖超决定下午再去看望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