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时璋:开创细胞重建论的中国科学家
2010年08月09日 10:28 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解说:就在这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在日寇的狂轰烂炸之中,贝时璋仍然坚持在显微镜下精心绘图。坚持延续书报讨论的好传统,坚持将目光着眼于科学前沿。

郑竺英:后来我同贝先生讲,先生你看这个分子生物学的这个东西,还是挺那个的,很不错的。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分子生物学。他说我40年代就讲了,我说你40年代就讲了。他说我在湄潭的时候,就是贵州湄潭的时候,40年代在财神庙,他说我跟浙大的同事,生物系的学生都讲了分子生物学的。

解说:浙大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光辉的七年,是浙大最重大的发展时期,被李约瑟博士称为“东方剑桥”。贝时章的细胞重建学说,也是完善于这段时间。1949年《ScineceRecord》杂志创刊,贝时璋的论文终于得以发表。1943年,《科学》杂志上也刊登了,关于“细胞重组”重大发现的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胞重建”理论走向世界。

在浙江大学教学20年,贝时璋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出江希明、姚鑫、陈士怡等,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与此同时,他念念不忘细胞重建学说的研究,但是为了推进中国整体生物科学的发展,他将自己的课题暂时放弃。1948年中央研究院经过评议和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共81名院士,这就是当时的合影。这些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院士人数大致相等。人文组群星璀璨,有胡适、陈寅恪等一流学者。数物组有陈省身,华罗庚等学术大师,生物组就有贝时璋、童第周等着名科学家。就在这一年,中央研究院迁到了台湾,贝时璋选择留在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贝德:就杭州快要解放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位,浙大的一位教育长就是张其昀,他是劝说过爸爸,希望爸爸到台湾去。当然我想他也还会劝说过,其他几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是他们都没有去,全都留下了。

创建科研机构 贝时璋在中国创建生物物理学

曾子墨:从16世纪末开始,人们就开展了生物物理现象的研究。到了20世纪40年代,波动力学的创始人薛定谔,在都柏林大学发表关于“生命是什么”的讲演,试图用热力学、量子力学和化学理论,来解释生命的本性,开始引导人们用物理学化学方法去研究生命的本性。此时的贝时璋身处在动荡中的中国,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

解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许多科学工作者们建议成立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士,贝时璋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一些筹建工作。1950年贝时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浙江大学,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贝时璋开始负责在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这一次贝时璋又要亲手创建一个从无到有的科研机构。

贝德:人家别的要办一个新的单位时候,往往就是说需要很多经费,要提很多条件。那爸爸就是他条件提得非常少,只要基本上满足了,他就可以了。那么所以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副院长,张劲夫他就说,贝老那边,你们不要管他提什么,你们要主动去提问他要什么,问他够不够。所以这个大概在科学院里,只有爸爸一个人。就是在筹备研究所的时候,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解说:在生物物理所的创办过程中,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贝时璋面临创新路上的压力。

杨福愉(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有的人对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生物学,那些比较老的科学家还没有取得共识。所以他就觉得有的甚至于提出什么叫生物物理。有的说生物物理不就是生理学吗?你还搞一个新的名词叫生物物理。

解说:面对置疑,作为一位具有创新意识的科学家,贝时章坚定自己的信念,他将前沿的学术思想,贯穿于研究所的组成与研究当中,邀请了化学、物理学和数学等各学科专家,加入生物物理学研究行列。

杨福愉:当时因为贝老向我们化学系系主任,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他希望有一个化学系毕业的学生,能够参加到他新成立的实验生物研究所进行工作。那么当时我觉得,因为通过这个生物系的课嘛,也知道他在研究这个方面,所以我也觉得很也意思,所以我就到这个实验生物所去报到。

郑竺英:我是学生物的,我想这个所是搞生物的,结果他在他实验室里头,来了两个是化学的,就是杨福愉,杨福愉一个院士以前他是浙大化学系的。我就问贝先生,我说贝先生我们是搞生物,怎么要用化学的人啊?贝先生就笑笑讲,他不讲为什么,他说我将来还要学物理的呢,还要学数学的呢。

汪云九(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我是1959大学毕业,数学系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当时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第二年,属于初创阶段,我们来了以后也不知道(做什么),因为我们一点思想准确都没有,就是说一个学数学的人,怎么到生物物理所来工作,头脑里没有什么想法。

解说:生物物理学,不是生物与物理学的简单综合。当时这些年轻学者并不理解,更不知从和下手。博学的贝时璋给了他们许多具体的指点,指导学生的同时,贝时璋自己也不断学习新知识。生物物理所新来的学术报刊和书籍,贝时璋总是第一个借来阅读。有时读了一本有兴趣的书后,常常会走到年轻人的实验室里,对他们这些初学者谈自己的想法和体会,有时能够谈上一两个小时。他的公文包里,总会装着最新一期的《自然》和《科学》杂志。

杨福愉:贝老是没有私心的,我没有自己的课题,我参加为了任务来团结大家的工作,所以他这个人格魅力就产生了,产生了很大的凝聚力。而正是这样,就培养了一批骨干队伍,这一个骨干队伍在生物物理所的发展工作,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解说:贝时璋主持拟定的研究所,两个主要方向的工作,研究有机体的物理及其物理化学过程,研究外界物理因素在不同条件对有机体的影响,并阐明其机制。他建立了放射生物学,宇宙生物学,生物物理化学等3个研究室。和一个理论生物研究组,搭建起了以交叉学科为建制的生物物理学研究平台,把物理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概念,运用到生命科学研究中去,这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并为其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贝时璋生活简朴 对子女言传身教

主持人:贝老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一位大家熟悉的身影,他就是被称为航天英雄的杨利伟。2003年10月15日至16日,中国成功地发射并回收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百岁高龄的贝时璋高兴之余,关切通过组织询问杨利伟的身体状况,作为宇宙生物学的开创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贝时璋就已经开始指导生物火箭实验的工作。

解说:中关村北区14号楼,是一栋由周恩来总理特批,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3层小楼。从1955年搬进来以后,贝时璋就再也没有搬过家。和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一样,贝时璋的生活十分简朴。有人曾说贝时璋的家,从房子、家具布置,到他的用品都不合他的身份。贝时璋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

王谷岩:他的一个书包用了很多年,但是好多都有补丁了,他也说,他说我这个书包,本身最不值钱了,但是我里面的东西应该是最值钱的。因为它是科学资料,这是花钱买不来的。

贝濂:那么这些家具啊什么东西,很多都是从上海搬来的时候,带过来的。这个椅子还是别人送的。原来是一个是两个沙发跟这一个长沙发,都是很破了,很旧的。都是一直到就是2007年还是零几年,他的学生给买的,硬给他送来,我跟他说,我跟我弟妹两人去跑了两趟,我们说去给买一套比较像样一点的沙发,也不是说太好的,他怎么也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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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楼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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