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工作远比香港复杂

史美伦：这个是什么时候送的？是我离开香港证监会的时候，十年了同事就到北京找了个书法家写了这个字给我，我就一直带着，到北京工作在中国证监会的时候也放在我办公室。

吴小莉：这就很有意义的。

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工作远比香港复杂

史美伦：是，我也很感动，我的同事给我，有的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的媒体来采访我也看到，就以为别人是因为我要到北京，再给我写，其实是写我以前在香港证监会的工作态度吧我想。

吴小莉：“安危不二其志，险易不革其心”，这幅字跟随史美伦从香港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回到香港，十多年来，一直挂在她的办公室里。2001年，史美伦获得时任总理朱镕基的钦点，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有统计显示，在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中国证监会史无前例的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而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银广夏案及三九集团事件先后被调查和公布，也是自她上任之后发生的。媒体把史美伦上任的那一年称为是中国股市的“监管年”，而中国股市的监管理念、政策与手段，开始显现出与国际接轨的特征。

吴小莉：也因为H股的上市，据说您就跟朱镕基总理就有了一些渊源，他就非常赏识您，2001年就邀请您到中国证监会去履新，当时是证监会的人跟您说的还是总理？

史美伦：是通过一个朋友，其实我在H股过程中没有跟（朱镕基）总理直接的有关系，我是小人物，我是在下面做前线工作的，是我在香港证监会干了十年，我就不想跟香港特区政府再续约了，我是可以再续下去的，我感觉很累了，总理就通过一个朋友来告诉我，说希望我去当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我一时还没听明白，我以为是当顾问，后来才了解，那么就考虑了，很快我就感觉it’s an opportunity of lifetime，那么难得的机会也很感激，领导对我的信任，所以就很快的就决定到北京去。

解说：史美伦在内地任职之时，正值中国股市的大辩论之际，就在史美伦上任前两个月，吴敬琏严厉的抨击中国股市中的做庄、炒作、操纵股价的现象，他说，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而史美伦因为有丰富的证券监管经验和铁腕之风，她的到任被寄予厚望。

史美伦：我到了北京以后我去看他（朱镕基），去看他，我说我是希望干点实事。

吴小莉：他大概听你这样讲，也没有说对你提出具体的要求？他只叫你大胆干。

史美伦：没有，你放胆去干，他说。

吴小莉：但是你还是提到，因为当时中国的证监市场还是比较混乱的，你知道会比较混乱，因为大家都是新生事物，但是它的深度和广度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史美伦：对，是，因为比较复杂，这个市场又大，复杂而且还有就是，到底是国有企业各个地方，地方政府，不只是他们的部委，在香港我不需要，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稍微是比较复杂，所以中国证监会同事，他们的工作量和他们的工作难度这个是香港是没法比的。

解说：史美伦上任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案子便是三九医药案，作为上市公司，三九药业超过25亿元的资金被母公司三九集团及关联方挪用，占公司资产净值的96%，集团总裁赵新先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如何处理赵新先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

吴小莉：当时看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觉得说这个企业家还是做了汗马功劳的，即使到现在三九药业的一些员工还是觉得下手太重了，但是也有一些，十年后再来看这个东西，也有一些业界的人士觉得说，如果当时不下这样的（决定），就说你不建立标准，大家都可以这样做的话，这个市场就乱了。。

史美伦：从我这样外面来的人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当他们说三九药业是谁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吴小莉：一视同仁。

史美伦：所以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做就做了。

解说：赵新先曾经被誉为“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他掌舵三九集团长达19年，将三九从一个军队药厂缔造为一家庞大的企业集团。有人认为对他的处理应该手下留情。但是在史美伦的坚持之下，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8月发出通报，公布了三九医药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于赵新先等人公开批评，同时展开立案稽查。

吴小莉：我记得印象好深刻，您说了一段话，他说你常常有些朋友就说你要做这个事情，别人告诉你说你最好不要做，你说那做了会有什么后果，对方也不知道，所以你就干了，

史美伦：对

吴小莉：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事？

史美伦：现在忘了，有很多这一类的，其实就是习惯吧，可能内地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申请上市的企业，他们的老总都希望来看一下，见一下，那么我就说，在香港你知道是不用见的，而且你见这个不见那个，不方便吧，不太好吧，那么我就说这样吧，如果你是符合条件的你见我不见我都是一样的，所以也不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你是不符合条件的，那你来见我也没用是吧，我想就是外来的人讲这一类的话还是比较方便，可能在内地也就不太好说当时，现在我相信也是，应该是经常发生的，我们要回想是十几年以前的事，现在市场还是有变化，也是成熟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