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

关门紧闭，亲人去世难送一程

这种绵长的亲情襄助，随着文革来临戛然而止。资料表明，香港同胞回广东省旅游在1966年之前达到高峰，当年春节，深圳与广州之间火车加开6班；1965年10月，广州华侨新村接待100多人回内地观光过中秋，次年同期锐减至8人；华侨大厦往年10月每天入住港澳旅客多达100人，少则30，1966同期每天最多三四十人，少的只有七八人，1966年以后来内地旅游的港澳人士也只限于爱国工会、进步团体、爱国学校师生，不对外接收散客。

特殊的政治气候笼罩着两地，港澳亲戚成了危险的“海外关系”，香港是“臭”港。为了不给家里人带来麻烦，雪姐的“资本家”舅舅一家再也不敢和广州联络；伯父在香港是普通工人，冒着风险托贫下中农捎点吃的、带封家书回来。伯母寄来的衣服也要剪了镶边、拆了绣花，拣颜色最沉暗的穿，剩下的布料舍不得扔掉，都塞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藏起来。1967年，雪姐的父亲去世。消息传到香港，伯父舅舅伤心不已，一道比关卡更加无情的枷锁封住了回家的路，阻隔了亲人的最后一面，只能在信里寄托深深的哀思。虽然可以寄些钱帮一把孤儿寡母，但是近在咫尺而不能相见的遗憾，却终身难以弥补。

上世纪70年代

曙光初现，港人“快回家看看”

1973年，曙光初现，香港人回广州的限制略有放松。雪姐的伯父迫不及待地要回来，探望在乡下的妈妈，给祖辈拜山，一年拿着回乡证回来两趟。一到广州，24小时之内要到派出所登记，在回乡证上盖章，稍微耽搁就会有人上门查户口。当时的回乡证是一次性的，办理的手续颇为周折，但毕竟能让亲人回到深爱的家乡。
“虽然当时就有说法，香港人情薄过纸，招待朋友吃顿饭可以，不会留宿。但是香港的亲戚回了广州，对老家人是很慷慨的。”雪姐记得，伯父每趟回来总特意多穿几层衣服，临走的时候，连袜子都要脱下来送给缺衣少吃的亲戚。渐渐的，舅妈、大姨、二姨也陆续回家探亲。最高兴的就属雪姐的妈妈了，多少年没见面的姐妹，终于又能手拉着手坐在一张桌子上拉家常，60多岁的老人又哭又笑像一群小孩子。

铁路部门统计，70年代初期，香港回广东的年探亲人次飙升到100多万。1973年，广九铁路香港至罗湖段的运量饱和，外购了40个客运新车厢。一朝破冰，亲人就像潮水般涌进家乡，甘露般滋润着久旱的亲情家园。

70年代后期，申请赴港的内地人开始增加，拿到了中国政府签发的单程证，可成为获准居留香港的合法移民。中国政府签发专用于内地赴港探亲、出差旅游的必返双程证，通常只限于直系亲属。为了满足家人团聚的需求，又不给香港带来过度的人口压力，根据中英双方的协议，内地每天可批准150人赴港居留，到1983年减至75人，十年后配额又有回调。

1979年4月4日，中断了30年的穗港直通火车恢复通车。1981年，粤港直通巴士开始服务，文锦渡正式开放。

上世纪80年代

开放“香港游”，通关第一步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香港被广东人亲切地称为“南风窗”。1983年粤港之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香港游”开放，打破了直系亲属才能访港的禁锢。雪姐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多年来一心记挂着家人的舅舅年事已高，不能回广州探亲，她终于有机会去探望他了。

雪姐托人走“后门”报了广东旅行社的参团游，团费是1000港币。当时的“香港游”办理起来可不简单：首先要有香港亲戚写的亲笔信、身份证复印件、电话地址，交给了广州的旅行社；这些资料还会传递到香港的旅游局，旅游局会打电话到亲戚家里，叮嘱这段时间有内地亲戚来港旅游，要做好接待工作不要出境；在填写了一堆表格之后，申请人还要到单位开具证明盖章，再由单位把证明送到市公安局，在公安局拿到通知单之后，等候发放一次性的“内地居民赴港澳双程通行证”。顺利的话，半个月能办妥这些手续。

 雪姐的旅行团终于要启程了。20多年过去，那份激动兴奋清晰如昨：坐缆车到山顶叹风景，海洋公园的上山扶手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拥挤干净的尖沙咀马路。走马观花领略了香港的美景，团友们都急着去看亲戚了：今天去舅舅家，明天去伯父家，后天还有阿姨……7天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

不过，雪姐没有伤感，因为关卡的门已经缓缓打开了，以后来只会更方便。 据统计，香港游开放后，1984年广东省内居民赴港澳旅游达2.8万人次，1985年达6.44万，以后逐年高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