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陕西引产事件反映公民权利意识苏醒

2012年06月26日 10:24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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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韧：所以陕西的镇坪的大月份流产事件，其实是整个中国目前所受到压力的一个缩影。邱先生其实刚才您谈到了爱国和卖国的区别，恐怕对于更多人来讲，谈到了爱国一定是热血沸腾，谈到卖国就是咬牙切齿，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但恰恰对现在的中国来讲，我们需要是一种理性的思维，中国发展当中最需要的一个深层的逻辑怎么来思考，您的观点？

须认真研究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

邱震海：其实我觉得现在无论引产事件还是等等，其实我们都发现中国的许多问题到了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到了我们全方位的来思考的问题，刚才我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二三十年前，没有人关注，现在对生命的尊重已经引起人的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是反对这个计划生育的国策，对中国这么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我想计划生育未来肯定一如既往的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发展国策之一，但是请注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像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的发展策略已经需要跟对自然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权利的尊重保持一定平衡，双方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不是互相矛盾的关系，同样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看自己，我们如何看西方，同样也不是矛盾，我们爱国跟我们尊重普世的价值观同样不是矛盾。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发展阶段还比较处于早期落后的阶段，所有的这些都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阶段我们发现，其实是我们是有足够的能力，我们应该有足够能力，足够的智慧，把自己跟西方，把爱国与其他的对人类先进的文明的价值观的融合，把发展的策略跟对生命的尊重，对权利的尊重，对自然的保护都能够融合起来，所以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发展阶段来说，其实坦率来讲我们发现，中国内外都有很多压力，我们看中国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这个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前进当中发展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由于这些社会矛盾的出现，我们不要发展下去，不要前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矛盾起来以后，我们如何以主观的研判去进行研判，去进行解读，这是非常关键的。

比如现在维稳这个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的时间由于社会矛盾的产生，我们社会出现了不稳定，于是很多地方，尤其一些地方就用国家机器积极来强力进行维稳，之后又产生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产生了官民矛盾，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的对峙，日益的严重，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我注意到广东最近有一些新的说法，广东一方面在培育社会，另一方面它的目前的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它同时也担任了社会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它把政法工作跟社会结合起来，而且它在上任的时候有一句话，天壤之别，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们要由原来的维稳改成创稳，原来我们只是当稳定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只是强力的去维护稳定，但是对于导致稳定产生的不稳定那些深层的因素，我们并没有去加以注意，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创稳，换句话我们不但要进行维稳，我们要创造稳定，要去消除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创造一种真正稳定，换句话说，就是说从源头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坦率来讲，跟胡锦涛在几年前讲过的许多问题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等等，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扎扎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去思考一下中国发展的深层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现在我们无论是左右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还是方向之争，或者很多的情绪之争，我们都在事情的表面上在做文章，我们往往忽略了中国未来到底要走向何方，它的深层发展的问题有哪些环节是我好好的去这样研究，我一再说过，今天的中国最需要一样东西，今天的中国最缺少一样东西，很多朋友也许不相信，四个字理论研究，我们真的是忽略的理论研究，很多朋友也许会认为，理论研究是意识形态的研究，党建的建设，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中国目前发展当中到底有哪些深层的逻辑需要我们去研究的，这个是我们严重的战略了，所以我们有几个核心的思路，个人的一得之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有赛跑论，我说今天的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赛跑，就看谁能够跑得过谁，我们一方面承认成绩，一方面承认问题，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忽略问题的存在，问题的存在的严重性已经到了它有可能跑得过成绩这么一种严重的程度，第二个我还有一个观点，就叫内外关联论，就是过去相当长一段的时间，我在这里讲过，我们往往会以为我们的内部改革和我们的外部崛起是可以彼此割裂的，但我们内部改革很艰难，我们让外部崛起去进行，反正我们的国际实力在不断的增长，我们的外汇储备在不断的增多，但今天许多的内外矛盾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内部改革的滞后和艰难，相当程度已经制约了我们的外部崛起，或者至少我们内政上的很多思维正严重的制约着我们的外部崛起，所以有一句话刚才我说，我们撇出它的时空背景，政治色彩，攘外必先安内是有道理的，只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把内部问题搞好，还怕有一天南海问题不能解决，害怕有一天中国在外部不能崛起？如果说内部问题搞不好的话，你今天外部暂时崛起又有何用，充其量其实昙花一现，所以我认为内外关联论这是我第二个观点想跟大家分享。

第三个观点，今天我们2012年非常重要，是邓小平提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在过去20年当中，我们会认为市场经济往往就是市场，往往就是经济，我们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当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全盘的推向市场化，盲目的迷信市场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许多应该有政府承担的工人，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忽略了，包括我们今天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被人们称为三座大山，这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全部把它推向市场化，这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严重误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因为中国目前的情况体制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脱胎过来的。

我们现在真的是一种非典型的市场经济，我们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吗？不是，我们是典型市场经济吗？也不是，我们是一种政府高度介入的一种市场经济，在过去的东亚模式当中有它的成功的先例，左右的东亚的成功模式都是有政府强力介入的，但是我们知道东亚模式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到了一个阶段它面临一个转型，中国现在也到了一个面临的转型的阶段，中国下一步如果不转型的话，这种政府强力介入，如果说在过去20年已经对我们经济成长有了巨大推动，现在它的弊端正在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政府手中拥有的权利更大，导致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政府官员的腐败导致贫富不均的财政，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贫富不均的产生，导致国民幸福指数的下降，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

以至于我们到社会矛盾都严重激化的时候，我们又强力的维稳来进行打压，于是更加激化了官民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些都是来源于我们对改革的深层逻辑没有好好的认识到位，所以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又有一个观点，我有一个四维一体论，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不光是经济，它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有市场，有政府，有社会，有法制，我们现在刚才我讲了很多都是在市场和政府的之间的关系，要么全盘市场化，要么全盘的行政化，政治和市场关系永远没有理顺，现在我们处于如何理顺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关系，后面一步是如何培育一个社会，在我们的官方语言当中或者我们民间语言当中，有一种疑虑，有敌意，因为非政府主持就是反政府主持，因为在我们的过去传统思维当中从来没有一个非政府，就是社会这么一个概念，要么就是政府，强力主导一切，要么就是反政府，非政府就是反政府，这是错的。

再一个市场经济里面，非常需要有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个元素的产生，当有社会这个元素产生之后，就会发现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你政府就可以减轻很多很多的压力，一个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然后官员的许多腐败问题就会相当程度会迎刃而解，市场、政府、社会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法治，三水点那个治理的治，不是我们说制度的制，我们有统治者来制定法律，来完成对法律的运动，来完成对这里的统治，而是真正由法律来完成全部的治理，这部分在我们东方当中是相当缺乏的，但是我认为这一部分如果做不到，我们的市场经济永远不可能称之为是一个完成的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所以的这些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一些观点，有时间再慢慢跟大家分享，所有的这些我都称之为中国改革或者中国发展，或中国转型生成的逻辑，我们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的探讨和研究的话，我们永远在表层进行情绪化的纷扰，我们永远会把一个专业问题政治化，一个本来是很专业的问题，我们无休止把它上升到政治化，比如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左派的朋友、右派的朋友都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篮子，什么鸡蛋都可以放这篮子里面，但是就会在很多问题造成纷扰，造成空话一大堆，做成情绪的纷扰。

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把专业问题政治化，而是要把一个政治问题专业化，这句话让我想到以前胡适先生说的一句话，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今天的中国真的应该说一点政治纷扰，少一点专业问题政治化，多一点政治问题专业化，我们记住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去研究一些中国的问题，也许中国许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时事开讲》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节目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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