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大转型类似欧洲工业革命 未来要出狄更斯

2011年11月01日 10:09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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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邱震海认为，中国现在巨大的社会乱象，道德价值观崩溃，折射出整个社会正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转型。这种情况类似200年前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就反映了当时伦敦的乱象和社会价值观动荡。大转型时代最容易出现思想家和文学家，如果有人能把内心痛苦，焦虑以及整个社会的大动荡通过自己的笔写出来，也许就是未来中国的狄更斯。

大转型时代：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土壤

任韧：10月30号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在广州成立，有评论说，打工者和打工文化在广东找到了家。我们继续请邱先生来解读。邱先生，在现代这样一个时代格局之下，产业工人的创造有什么意义？

邱震海：产业工人，今天我们讲产业工人其实就是昨天的农民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大量的农村富余出来的人口拥入城市，拥入城市之后，他们一没有城市的身份，二没有他在城市实际的生产或者生活的能力，他不具备生产的技巧。所以就成为早期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大多数都是被私营企业所吸纳，以比较低的工资。他们承受的劳动待遇相对比较差，所以有了像富士康这样的“几连跳”这样的事件。所有的这些都折射了，用我的话来说是折射了中国转型期的一种痛苦。

以前我曾经用比较理论的语言，我概括过中国有三大转型，中国正在非常迅速的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在转，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一个进程。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达到了49%，30年之前才17%，可能未来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能还要继续高。但是中国的城市能不能吸纳那么多的农民？那么多的农民能不能成为里面合格的一个劳动者？我想都是一个问题，既然有问题的存在，那么就有社会的矛盾出现，就有心灵的痛苦。同时在商业文明的大潮冲击之下，我想原来的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崩溃或者至少是动摇，新的价值观有没有建立，而商业文明它本身所带有的那种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这种所谓的价值观又在极大的侵蚀人们的灵魂。

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我想就是一个明证之一。所有的一些其实都是在今天中国一方面是巨大的成就，一方面又出现了许多巨大的社会乱象，乃至社会潜在的问题的同时，其实我们感到，其实有很多人心灵都感到很茫然。所以现在很多朋友说，人的幸福指数，没有一个群体感到自己不是弱势群体，警察、公务员都感到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实就反映了这个巨大转型期的一个问题。第二个转型就是中国现在非常迅速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正在转；第三个就是原来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由于我们利益的多元化，权利诉求的提高，正向一个日渐开放、多元的工业社会在转型。这三个转型都是环环紧扣的，这三个转型折射了中国是一个大时代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说跟欧洲2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的情况非常的类似。

我们知道，欧洲的工业革命最早是从英国开始，我们裁查英国的工业革命准确的说从1780年开始，18世纪末开始的，经过了30、40年，乃至40、50年的动荡之后，我们知道1838年英国出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叫查尔斯·狄更斯，他写了一部小说叫《雾都孤儿》，就是反映了当时伦敦那种乱象，伦敦那种尔虞我诈，伦敦的那种利欲熏心，英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伦敦的那种价值观的混乱和道德的一种混乱互相欺骗的现象。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在一个社会巨大的转型过程当中，底层人们的心灵，他有一种巨大的痛苦，一种焦虑，社会的动荡，价值观的动摇。

所以我说昨天在广东成立的这个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它是由广东团省委来主办的，来牵头成立的，但是他是组织了一批打工者，就是昨天的农民工，今天在广东的早期的产业工人，让他们首先是文学的一个家园，让他们能够用他的手来写他心中的话，表达心中的话，所以它又称之为“打工文学”。但是我昨天参加了这个会议，一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本身我又认为，用“打工文学”四个字来概括这么一个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我觉得坦率的讲，格局又显小了一点。原因就在于刚才我说的，我们所处的这种转型的大背景，它的意义远不在于打工文学，而是昨天我在现场跟这些产业工人作家协会的协会会员说，我说如果你们有这种文学之梦，如果你们能够把你们内心的痛苦、焦虑以及这个社会的大动荡，能够通过你们的笔写出来，也许未来中国的狄更斯就产生在你们的面前。因为一个大的格局，一个大的时代，它必然会呼唤大的思想家，大的文学家的产生。因为这个时代它需要一些文学的观察，需要人心的呼唤，他需要一些思想的梳理。

所以我想这个本身是很有意义，而且从长远来说，我觉得其实全国你看看现在有多少打工者，昨天的农民工，今天早期的产业工人。而且我有一种大胆的预言，中国这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尤其是城市化的进程，在2040年之前，不会完全的结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所有的未来，整个可能从1990年到2040年这50年时间，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一个巨大的、非常动荡的过程。而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一方面在享受它巨大的红利，一方面在承受着巨大的心灵煎熬。农民工如此，因为他在城市没有城市身份，因为他是在最低层受到盘剥。城市的居民同样也是如此，房价、物价的高居不下，使我们心灵和物质生活双重受到煎熬。

所有的这一些其实那种社会的焦虑，同时我们也看到前面的曙光，其实这种大转折时期，正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时期，乃至产生大思想家的时期。但是与此同时，我个人认为，现在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要大繁荣，文化大发展。我认为如果说广东团省委他牵头做了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政府我们说它要完成什么使命，它就是完成一种框架，它就要完成一种框架，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它能够给农民工、给今天早期的产业工人建立一个文学的家园，这个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所象征的意义上，也符合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大繁荣的原则。

但是，昨天我在这个会议上，我也跟大家分享，我认为文学要大繁荣，或者文化大繁荣，它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就那些产业作家，产业工人作家，或者农民工作家我们简单的说，他要能够抒写出这个时代的这种矛盾，时代的这种动荡，以及时代的这种脉搏的话，他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永远要珍视每一个人个体心当中的原始的文学创造的一种动力，文学它是一种非常个体的东西，绝对不是外界加给你，说你今天写什么，怎么写，怎么表达，绝对不是。只有你愤怒出斯人，只有你内心的痛苦、焦虑愤怒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才能出现产生伟大的作品；第二，还是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想当年狄更斯如果没有当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他再有内心的冲动也写不出《雾都孤儿》这么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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