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的成功既不要回避和谦虚 同时也不要膨胀

2011年09月03日 11:11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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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民营经济是指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国有民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经济和港澳台经济、混合所有民营经济和民营科技企业等类型。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经济概念和经济形式。民营经济曾一度在中国消失，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进发展中，民营经济得以复兴，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生力军。

凤凰卫视9月2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国的成功和中国的困惑

鲁韬：最近内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党校讲了，希望大家学一点近现代史，当然这可能是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来讲的。但是今天很有意思，我们也和邱先生一起谈一谈关于近现代史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邱先生，我们刚才谈了辛亥革命，我们现在再把目光缩短一些，就说这三十年，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三十年最大的成功和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邱震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承认三十年是巨大的成功，因为在我们民族至少在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这么三十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几乎到了一个中美共治G2这么一种程度。这是我们之前坦率的讲在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三十年以后我们会如此成功，所以成功一定是不能抹煞的。

而且刚才我说了成功自有过人处。关键问题我们自己要把成功的逻辑找出来，既不要过于回避过于的谦虚，同时也不要过于的膨胀。当别人说中国你成功了，你现在是世界老大了，你要承担国际责任的时候，我们不要被他忽悠。当别人说你这个有一天可以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被他忽悠，我们问题还大着呢。

所以关键问题是自己怎么，与其说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去跟他很盲目的进行抗争斗争的话，还不如说我们自己沉下心来，很冷静的，冷静的几乎有点残酷的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的，把我们自己放在手术台上，看一看过去三十年我们很成功。

鲁韬：那我就让您很冷静地回答这个问题，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邱震海：最大的成功，坦率的讲，很多朋友可以说最大的成功过去是邓小平的英明设计，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包括我们的人口红利。我说所有这些答案都在我们的预知选项当中，我们都可以签收了，但不是最重要，不是唯一的。

我认为唯一的有一个最成功的因素，有了这个成功因素，中国过去三十年才如此成功，没有这个成功因素，过去三十年根本不可能成功。说出来也许很多人不可相信，我认为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翻成一个，其实在中国的语文当中说的比较委婉，就是私营经济的发展。

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从经济本身的运营规律上来看，经济本身它首先，比如市场经济是什么意思？就我跟你，你买我一样东西2块钱，我跟你还个价48块钱成交，没有人可以说你赚了46块钱。这是我们两个，经济就是个体的行为，没有人告诉你，你应该做多少，没有人告诉你价格应该怎么，没有人告诉你销售渠道应该是什么，这就是经济。同时为什么经济应该以私有的方式？它能够极大地挖掘和呼唤每一个，无论这个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个体身上创造财富的欲望，和创造财富的潜能。然后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这种经济的组织形态以私营的方式组织起来，无论是一个很大的企业还是一个很小的作坊，这个经济才会有活力，而不是以公有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是第一个从经济形态。

第二个从中国近代史，刚才我们讲到洋务运动之所以会失败，由于洋务运动的失败，后来我们焦虑了，我们骚动了，我们开始烦燥了。我们做了许许多多洋务运动失败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110年，中国基本上就是在血雨腥河，更不要谈国共内战这样的令我们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我认为感到是非常羞辱的这么一种内战。

但是我认为这个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很多学者做过调研，很多做过考察，当然有清末的腐败，有科举制度的束缚人的创造力，这个都是用教育从体制上。但在经济形态上，洋务运动是官办的，它的经济完全是官办，从江南制造局到一系列。一个官办的经济是永远不可能有活力的，我们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还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

邓小平过去三十年，他说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当时是不是像我们今天事后诸葛亮所谓的夸夸其谈，那么清醒可以梳理，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他冥冥之中有他有这个敏锐，冥冥之中有这个前瞻。他摸到了经济成功的一把金钥匙，他摸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盛和振兴的真正的金钥匙。所以我认为历史上就这个而言，未来的中国历史怎么高，当然邓小平也是有局限的，怎么高评价邓小平都毫不为过，因为他真正摸到了经济成功的规律，真正摸到了中华民族兴盛的一把金钥匙。完完整整，原原本本的把创造财富的权利交到了中国人民每一个老百姓个体的手上，而不是交到了国家的手上。

鲁韬：您在谈的是成功，最大的成功，姑且认为您认为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最大的成功之处。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这三十年的经济虽然这么成功，但是不是一种假象？我们这种成功有没有偶然性？还有就刚才另外一个问题，除了这个成功之外，我们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邱震海：成功一定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但是我认为成功有一个最大的必然性，就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我们中国人，尤其汉民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其实我们有很强的致富的欲望，和很强的致富的能力。也许我们不知道致富以后怎么快乐，我们依然幸福指数有问题，这是汉民族的问题，坦率的讲。但是我们很能够赚钱，我们很有赚钱的欲望。而邓小平恰恰就把无论是经济成功的规律还是中国人民汉民族这个很能够赚钱的欲望和赚钱的本能这把金钥匙交给了你说。当时叫什么，叫给你政策，给了你政策，马上一切都放开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成功。

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呢？当然如此多的问题，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到了无论是三十年还是二十年，三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年市场经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所有的成绩由过去的量变到质变，现在一下子导致了中国的崛起。所有的问题也到了量变到质变，在各个领域各种方式各种程度不同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于是我们要思考问题来自何处。我认为与其说问题来自何处，我们空谈这个那个。

鲁韬：我们就谈一个大问题。

邱震海：大问题，我认为也许说出来很多朋友也不相信，认为你怎么把这么微小的一个问题认为是最大的问题。我认为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我们不要去空谈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要去空谈权力监督，我们就实实在在谈谈中国的政府体制，这就像一个脚和鞋的关系一样，这个脚不断地在长大，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到后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要变成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但我们这个脚呢，就是政府体制呢，有没有匹配上去呢？过去有朋友告诉我，高尚全以前体改委的主任告诉我，1950年代的时候，当时东北的一个工厂要买一架打字机要派人坐火车路远迢迢跑到北京的部里去审批，这就是计划经济。今天没有了，今天政府不会去规范一个工厂应该生产多少，价格多少，如何销售，这些都是市场经济。

但是政府在根本的一些领域里，依然残留者计划经济的心态、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个是深植于我们可以说是血液深处的，乃至深植于我们文化精英上的东西。

有两种话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它错过，国富民强富国强兵，很多朋友我做了很多测试，很多朋友说对呀，我说错根本是错的。国富民强富国强兵，富的主体都是谁呀，国民民强富国强兵，首先是要国富了，我们才能够到分到一杯羹。这跟我们东方人说小家服从大家，大家服从国家，国家服从天下，我们跟国家跟公权力的关系，永远是像一个小圆到大圆，向外拓展的这样一个关系。儒家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的这些都深植于我们的血液深处和文化精英当中的东西。

所以在过去二十年或者过去三十年的我们这个政府，当然有很多规模的合并人员的裁减，但从来不是功能的根本改变。当然理论上说说都很容易，从一个全能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大政府变成小政府。但是怎么改呢？一到风吹草动，一到有什么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要出来进行干预，政府要出来进行宏观调控，我们首先想到是要满足国营企业。同样另外还有组词是民进国退，国进民退。民进国退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市场经济原罪。

鲁韬：这个不对就说它有它的缺陷。

邱震海：它有它的缺点，但是我认为跟民进国退相比，国进民退是更应该让我们引起警惕的，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导致我们原来体制和文化深处的一些东西开始。

鲁韬：又被激发出来了。

邱震海：从深层浮上表层，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我们看看，现在的很多比如说政府的救援措施落到了谁的手里，大部分流到了国营企业手里，而不是流到了创造了中国就业人口95%以上、出口80%以上的民营企业的手中。所以民营企业一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甚至最主要的驱动力，但是分羹的时候它分不到一杯羹。从刚才我们说，经济运营的规律上来说它根本是违反经营的规律，同时也违反了很多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一个成功的规律。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在房价的措施问题上，我始终非常怀疑用货币政策去打压房价有道理，用行政命令打压房价，已经是一个见仁见智要讨论的问题了。但是关键问题在后面，最后用户籍制度来打压房价，我认为这是更有问题的一个问题。

《时事开讲》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节目专区]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 23:00-23:25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 05:10-05:30   周二至周六 10:5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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