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你一直提到“在意”这两个字，确实在无形之间除了一场体育盛事之外，在中国它的意义似乎也被我们赋于了很多其它的一些东西，是关乎整个民族的东西、关乎您所说到尊重的东西、关乎到面子的东西，关乎到很多、很多的因素，当它被赋于了很多这样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如何拿捏这样的一个“度”，而不让其他的意味遮过它的这种体育的意味，如何让它仍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体育的盛事。而另外的一些意味，我们又把它推向一个比较积极的、正面的这样的事迹。

杨锦麟：我在上一部分就谈到一个“太在意”，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经历了百年的屈辱，我们在蒙受的这种屈辱和挫败感太强了，我们终于告别了棘手年代，我们走向了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积累，稍微富了一点，这是个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有所展示自己的，迈向现代化一个国家雄图的一个民族。

它期待借助北京奥运会来展示自己更多的新的形象的刻划营造，但是这一点来讲，我们遭遇到了很多在意的挑剔，我想这种在意是双向的，李登辉在2008年之前曾经说过，如果台湾独立不能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得以实现的话，基本上没戏。就说人们把北京奥运会作为一个跨越、一个标尺，我刚才讲了坐标，这个坐标意味着中国还能不能继续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开始，这不是历史的断点，是历史的延续。

当敌对势力包括藏独、疆独什么独，以及那些纷来沓至的那么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无数的批评文章，无数的利用放大镜来看北京的任何一个瑕疵，我们不能不说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的批评，我觉得我们已经原比30年前更自信、原比30年更从容、原比30年前更谦卑。

但是因为我们在意，这个“度”有时候会稍微有点过，过呢就会带来什么问题呢？我们从先现在满大街的非注册记者，拿着照相机、拿着摄影机到处拍，然后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假新闻。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对立面不希望中国真正站起来的那一些部分的人，他们也很在意。这是两种很在意的力量的撞击，这不仅是文化的撞击，是思想观念的撞击。

因为这样的在意，从少数民族的意义分子，惹事生非，从空气污染到我们发现的买门票的过程中会出现跟记者之间的推撞。大热天那种焦躁，那种东西的冲撞，到我们登陆网有些限制，到网络不断的开放，然后到我们鸟巢的彩排，莫名其妙地被韩国媒体给泄露出去。

这些东西实际上来讲不仅我们自己在意，不喜欢我们的人也很在意。这两种再一撞在一起，你刚才谈得非常好，“度”怎么拿捏。

我前几天里，就上个礼拜，胡锦涛主席亲自跟外国媒体的记者接受采访，侃侃而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坚持的路线的延续，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对中国、对奥运会经济的展望，然后对外国媒体他做了很多的承诺，特别是新闻开放这个角度。

当然这一点来讲，我刚才谈到中国真正意义的开放，对外开放要深入、要纵深，最关键是自己内部的深刻的开放如果内部的开放只是需用故事，只是积极敷衍，只是因为奥运会举办不得已的前提之际。

这样的中国得不到世界人民的尊重，这样的中国很难跟世界的普世价值，跟国际认定的各种游戏交往规则无缝接轨，所以在意是对的。

中国其实胡锦涛主席给那么多人讲话里面给了我一个强烈的信息，我觉得国家元首为什么为了一个北京奥运会，要特别地做一个大规模的媒体公关？因为在意。在意在中国的话语里面叫高度重视，是头等大事。

但是这个在意，我刚才说过，昨天也说过。我们反对任何敌对势力的泛政治化，但是我们已经附加了很多政治化的东西，可能是自觉的，可能是不自觉的。

我们的政治动员，我们的社会的力量的集聚，能量的释放，我们提出的平安奥运，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在意我们，不希望我们办得好。因此我们也不得已要加大安保的力度，安保力度多了可能也会增加很多人的不方便，这就是一种政治化。这种政治化如果这个“度”拿捏不好。

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许会得不到我们主观预期的那个正面的效果。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证明我们的在意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个“度”，举重落轻，举轻落重，拿捏得宜。不只是一个胡锦涛先生的事，是全体中国人民和各级政府的事。

北京奥运会办完之后，中国要迈向更灿烂的未来，更有政治文明开放的未来，把握这个“度”，其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