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齐平：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关键在台湾_卫视频道

石齐平：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关键在台湾

2010年10月29日 15:22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石齐平：中国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有意偏保守

石齐平：你们刚才提到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很多人感觉很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困惑呢？其实有两点，第一条就是你们刚才讲的，为什么每一次最后的实际结果会远远超过当初的计划目标，而且超过那么大一截，第二个如果每一次都是实际目标结果达成是超过原有计划目标，那还搞计划干什么呢？对吧。

陈淑琬：对啊，为什么每次目标值都似乎刻意定的偏低，但是每一次的实际值又大大超过原先定的目标指。

原因：资源、环境+就业问题

石齐平：对，你讲的刻意偏低，我觉得可以稍微的解读一下，因为我相信中国政府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也许有一个经验，就是发现这个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增长速度快了以后会产生什么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不够的问题等等，所以看起来好像不能够追求太快的增长了，所以在定目标的时候就把它定的比较低一点，再说中国可能还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也需要给它定的偏低一点，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也不能定太低，不能定太低因为中国还必须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来吸收很大的庞大的失业人口，所以我相信每一次在定目标的时候，都是经过一番的挣扎，权衡之后，但是最终还是定了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目标。

安东：那么为什么每次最终实际的增长速度，明显的要高于计划目标呢？

石齐平：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问题可能既出在地方政府也出在中央政府，出在地方政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通常有一种冲动，就要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地方财政要繁荣经济，还有什么形象工程，所以这个就是投资跟增长的冲动。

石齐平：在另外一方面中央政府它的情况跟地方政府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心态我觉得都有点类似，那就是说虽然定目标定的比较偏低，但是总的来讲在宏观调控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还是朝向扩张的政策去发展，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变高了。

陈淑琬：讲的很有道理，但是石先生照您这样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实际达成的结果之间，如果老是在出现明显的差距，这不就使得规划，即规划设定的目标意义大大折扣了？

石齐平：对，这个意义实际上大大折扣，还有两个问题更值得重视。

安东：还有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

地方政府干扰中央的宏观目标和政策

石齐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不能配合，中央政府定了一个比较低的目标，地方政府还是这样子搞，所以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干扰到中央政府定的目标跟策略。那么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计划跟目标过程中，目标策略是策略，你看不到目标跟策略之间有什么有机的结合，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计划相关的一些做法，有必要去进行检讨跟改革。

陈淑琬：对，那么要如何检讨跟改进呢？有什么计划？

石齐平：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出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定定的有关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关于中国中长期经济目标，我们究竟该有什么样的基本思路跟准则，我就要提到两个思路跟准则，第一就是在战略上这个增长的目标要从高定定，在战术上增长目标要从低定定。

安东：这个怎么来理解呢？怎么理解这个从战略上从高在战术上要从低。

石齐平：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会以后，马上再进行深一步的探讨。

安东：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规划当中，有关增长目标的设定，石先生你刚刚建议说是在战略上要从高，在战术上又从低，那么这一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能不能说明白一些呢？

石齐平：行，我们首先谈谈战略上从高的概念。我觉得对中国中长期增长来讲战略上比较要从高，是从两个方面来讲，一要它的必要性，第二更重要的是有它的可能性。

陈淑琬：那么有其必要性又是什么意思呢？

石齐平：有其必要性是这样的看，就是我们认为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为什么要有一个从高定定的必要性呢？我觉得起码有下面三个角度，第一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中国必须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高的增长率，来持续吸收整个社会里面比较特殊的大量的失业劳动力的就业。

GDP增长目标设定的科学发展观

石齐平：第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必须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高的增长率，是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严重，而收入分配中通常分成三个层级来进行改善，第一个就是市场经济，第二个是政府的职能，第三个是社会的组织，包括公益团体或中小组织。那么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第三个成绩，就社会组织方面其实机制还不够完善，因此收入分配更多的责任是要放在政府的职能上面，政府的职能要进行分配改革，那就必须要有相对高的增长率，才有更高的政府的税收，才能够从事这方面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现在变成一个和平崛起大国，既然是一个和平崛起大国，中国一方面需要有更大的利益疆界去维护，需要中国有更大的军事跟国防力量，因此需要有更高的税收增长来支持它，第二个中国也有一个更多的国际责任要担负，必须帮助别的很多国家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也比较要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来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些国际上的责任的一些行动。

安东：那么虽然说有这种必要，那关键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石齐平：这个问题更重要了，有必要没有可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来谈谈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有的。

内需可取代外需拉动经济增长

石齐平：首先我们当然必须承认，未来这一段期间中国在维持一个高增长上，是有一些不利的形势在变化，比方说过去拉动中国经济30年快速增长的大全球化的局面，现在出现变化增加很多变数，贸易战、汇率战等等，那么第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过去拉动经济增长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来自于很多投透支行为，包括对环境的透支资源透支，这个不可持续的，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中国继续维持一个中长期的高增长。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有利的条件，我们看到以后还是会受鼓舞的。第一虽然中国的外需市场可能不像过去30年，但中国有一个成熟的内需市场了，比方像城镇化收入分配改革，比方像民生需求都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是有利于中国中长期的高增长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感到中国过去比较更多的是依赖劳动力，那么现在更多依赖脑力资源开发起来。第三条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更多的空间，去从事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个有利于中国的中长期的高度增长。

陈淑琬：体制改革这个如何理解？

体制改革：释放中国经济潜能

石齐平：这个我想我们可以把它铺开来谈，两位一定都注意到了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体制改革对不对？

安东：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