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倾家荡产治女儿精神病未果 用铁链锁桌上8年

解说：2012年5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精神疾病患者有获得救治的权利，但也明确了，必须尊重患者的救治意愿，保护患者意思，这给免费救治工作带来了难度。

曾子墨：当你们最初开始实施解锁行动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困难吗？

马弘：有啊。

曾子墨：比如说有的父母可能根本就怀疑你们，拒绝你们。

马弘：现象现在还有，没有一个患者就是直接没有治疗关起来的，应该前前后后都会有一些治疗，只是说对治疗失去了信心，然后家长的这种，或者说这种监护人的能力在逐渐的下降，比如他年龄的原因，躯体情况的原因，而且他以前已经照顾的身心疲惫了，你说我现在再把他送去治疗，然后再给你送回来，家长就说，你又折腾我一次，算了吧，还是就这样吧，我看着他，然后我喂他饭就算了。

视频片段：也就是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要帮你一把，帮你一把呢，上次我们来看你的小孩，没有给他吃药，为什么不给他吃药呢？关久了怕药物有反应，所以我们现在治疗20天，这20天所有费用由医院出，你们不用出钱。

解说：对于精神疾病患者，中国卫生部提出的口号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但现实是，无论负责“治”的精神科医生，还是负责“收”的病床，数量都远远不够。

曾子墨：造成如此之多数量的精神病患者，被关锁在家里面，在您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马弘：一个是整个的服务供应不足，还有一个就是保障不足，这是两方面，一个是我们做服务本身来讲，当时没有那么多床位，就是中国的这个床位是非常少的。另外一个原因，就说你有床，你里面还得有人，有人服务，这个住院的人民他还得有医保他才可以住院，否则的话，你知道咱们国家的新农合没有开几年，那在之前的话那个保障程度不足以让患者维持一个持续的治疗，一次一次的可以。

解说：解锁项目和免费治疗的意义，不仅在于救助患者个体，也是在向世界释放一个信号，政府善待这个群体，政府关爱他们。而在马弘看来，这种关爱应该是持续和宽泛的。

曾子墨：解锁的患者在医院治疗结束之后，回到家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马弘：回到家比较好的，就跟其他患者一样，就是一个长期的，需要长期坚持服药，有条件的地方做一些功能的康复，还有一些患者，比较好的就出去打工了，或者就在家里就干活了。

曾子墨：那如果这个患者经过治疗一旦康复，真的出去打工了，甚至到外地去了，那还有专业的人员对他们进行跟踪，或者指导他们用药吗？

马弘：我们希望这样的，就是现在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就所谓的这种流动人群的管理，那么他，现在从信息系统这个角度还不能做到这个信息转到另外的地方，而且现在各地因为各地的这个经济状况，他们一般管理的叫做管理常住人口，就是在这个居住地居住半年之上，但是如果你从外地过来，你又没去报告，你就自己一直在服药的话，从这个省转到那个省，仍然在系统内保持一个连续的，这个是在我们目前在做的工作，希望解决这个，但是如果他说，我从别的地方跑到北京来打工了，或者父母来打工把孩子带出来的现在也有，因为他觉得孩子治得不错了，我出来打工，我就带着这个有精神病的孩子一起出来打工，这个我们在门诊中已经不是一次看到过了。那他就会带到当地的精神病院来进行随访。就是说还是有一部分应该有专业辅导，而且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想再犯病，他们希望保持功能，他们会自己去拿药，就是他会自己来寻求服务。

广西龙泉山医院“解锁”资料：你把房子捅烂，下雨怎么办。你把房子砸烂住哪，住这。（地）这么湿，脚会得风湿（病）。

解说：治疗之后，长时间的随访才是问题的关键，马弘说，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病床床位，而是缺少专业的精神科医护人员，服务能力不足是最大掣肘。

曾子墨：那像我们专业人员有多匮乏？

马弘：这个就是，就是一个太困难的一个话题，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卡脖子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说就是一般瓶颈问题了，因为中国到现在为止，如果你按卫计委那个统计中心报的数据来讲，应该是有21000名精神科医生最新的数据，但是这21000名数据如果对咱们中国的人口来说那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匮乏，在全世界比咱们都比的非常靠后，这个也有数据。

解说：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10万人才拥有1.26名精神科医生，而全球的这一平均数字是3.96名。

全青海省只有一家精神病院，只有30多个医生，前几年他们也没有编制来招人，我上个星期去青海，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今年希望招三名医生，他们有这样的编制，一个报名的都没有。那咱们目前应该是还有37个市吧，应该有37个市没有任何的精神卫生服务，1500多个县没有，就是下面覆盖的县，我说的这个服务就是很少一点，没准可能就一个诊所，一个门诊它也许算有服务。

解说：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当社区医院的医生对这些经过解锁治疗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随访的时候，往往达不到理想效果。

马弘：不是所有的社区医生都接受过精神科的培训，所以他去随访他也有困难，他就不知道问什么，他也不知道去看什么。

曾子墨：我们也看到一些媒体报道说，可能在随访的过程当中一般只问说吃没吃东西，盖没盖被子，有没有闹事等等。

马弘：他问的这些就是说，你还是不是稳定啊，你生活大概能不能自我照料啊，吃没吃药啊，就这样了。你再让他问别的，那就涉及到精神检查你要问症状，他可能不会，因为精神科这个科太偏了，它没有任何一个仪器，或者说检查，说查个血，量个什么东西，就可以说判定这个人有病或者没病，它要靠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检查来问。所以比方说你们聊聊天就行了，其实这个是误解，它是一个很专业的精神检查的过程，2015年5月颁布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中提到，将逐步提高精神卫生医护人员的薪资待遇。但是，目前还没有根本改善，除了要做的工作，在解锁过程中，最大的难题还是来自资金的压力，对于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而言，财政拨发的经费非常紧张。

曾子墨：假设遇到一个病人，他急需大量的经费来进行治疗，可是没这个钱你们怎么办？

马弘：民政系统说，需要救助的不光是精神病人，比如说我有100份救助款，现在有300个人需要，我不能把精神病全排在这个前100之内，那别人怎么办呢，他也有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说现在《精神卫生法》是这么说的，是说希望精神病人比较优先，我们比较希望的就是说，政府整个有一个包，从中央下去，比如说像澳大利亚那样，就是中央来拿钱，中央和地方一块儿来拿钱，就把整个的费用打包，一起都给了，就是你患者不用像我们似的自己交保费，付线，然后报销还有上限，就是整个打包，就是国家百分之百的管。现在实际上跟政府百分之百的管也差不太多，因为他们可能绝对是交不起保费，所以各地的保费有的是动员家属帮着交，或者亲戚帮着交，或者村里人帮着交，或者就干脆政府就给你埋单了。

解说：通过持续治疗，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虽然很难完全恢复正常，但恢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不仅容易做到而且花费较少，不过，绝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因病致贫，对于这仅有的花费也无能为力。

曾子墨：那像治疗一个精神病人大概需要多少的花费，可能相当于我们普通的一个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多少呢？

马弘：在2007年还是2008年，这个数据也有做过那个调查，就是在我们下面的执行单位，就是你住院一次的费用，当时调查的是住院一次4400多元，但是医保报不了那么多，就是他需要花费多少可能是这几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直接患者用药，用药的费用，药的差距就非常大，一个月可能有几块钱就够的，也有几千块钱才够的，这个钱就不一样了，第二个就是对他的照顾的费用，这个家里的投入，还有患者自己不能挣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后期康复他大概需要很多费用，包括教育，因为他青壮年发病，如果他没有机会受教育的话，将来说这个孩子恢复得比较好需要有一些教育的话，你还是也投入。

广西龙泉山医院“解锁”资料：但是有一条就是什么呢，住了20天够了以后呢要送回来，他们要同意接他回来，20天按我们的经验会好点的，你说完全好，很难，但是好点回来了，我们还要继续给药给他吃，我们还要管他。还要给他吃药。对对对。

解说：“请神容易，送神难”，马弘在工作中往往遇到这种情况，去解救病人入院治疗的时候，家人邻居积极性较高，而当病人经治疗达到出院条件，需要接回家时，家人就变得不积极了，很多家人甚至把病人推出去就不管了。

曾子墨：除了被关锁在家里，是不是还有大量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就长期地被留在医院？

马弘：也有过，就放在医院里两年了，然后家里意见也不是很统一，可能父亲想把孩子接回来，但是母亲就直接问他，接回来谁看，接回来咱们都不能打工，那怎么办，另外还有一些现象，就像东北，有一些老的那种工矿企业，可能这个企业现在没有了，那这个企业原来遗留的精神病患者，企业就甚至把这些人的全部的关系，连户口都转到精神病院去了，就是由精神病院来代养，甚至养老送终，就是把这个人就永远地放在精神病院里面去了。

曾子墨：那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来说，是医院的环境更好呢还是一个家庭的环境更好？

马弘：那肯定是应该放在社区里，在家庭的环境好，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病，在医院里你的康复是短时的，最好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下来治疗，来康复最好，不是说精神病好不了，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精神病人好不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你像我们治疗的患者，包括我自己治疗的患者，有很多患者他就是一个功能非常好，他不光是能上大学，能毕业，能读研究生，能研究生毕业，能结婚，能有自己的孩子，就是跟正常人是没有什么两样，也是诊断重性精神病。

解说：工作中，马弘经常接触到患者的家长，有时候家长会告诉她一个喜讯，说自己买了一套房子，等父母过世后可以留给患病的孩子，孩子的生活费就有了着落。每每听到这些事情，马弘都感觉很无奈也很苦涩。

84岁母亲照顾精神病女儿多年 担心自己死后无人管

马弘：我星期三出门诊的时候，接待的一个我的老的患者的，这位患者在我这儿看了很多年，实际上我见过患者的次数特别少，因为她不肯来治病，都是她妈妈来，她妈妈来挂号，跟我说了很多，最后我问她，您今天来需要我帮您做什么？她说我就一个问题，我今年84岁，我现在在照顾我这个女儿，我死了之后谁管，我就问你这一个问题，我今天挂号来就找你，就这一个问题，当时我只能回答她，我说政府会管，她说哪个政府会管？

曾子墨：对国家的整体的公共卫生来讲，精神病的防治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有多重要？

马弘：实事求是的说，需求跟投入完全不对等，完全不对等，就是在制度上，在理论上大家都是高度重视，有法，有规划，有国务院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中央文件，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这个到落实差得太远了，咱们国家整个卫生投入就非常少，就不高，那精神科在里面，精神病的这个投入就更少了。

解说：马弘一再强调，几乎所有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都来自贫困家庭，对于这些家庭的帮助不仅仅是治病那么简单，还应该联合社会其他机构帮助康复的患者走向社会，给他们自食其力的工作机会。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都没有工作，他们或到处游荡，或被家人重新锁住。

曾子墨：为重症精神障碍患者“解锁”，绝非一个机构，部门所能解决，更不是一个家庭所能负担。解锁容易，解锁之后却问题重重，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的持续救治，基层社区专科医生的匮乏，服务体系的不健全，社会的歧视，不接纳，改善精神障碍患者的生存环境，还他们以做人的尊严，解锁行动下一个十年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