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组法的罪与罚：黑恶势力通过家族掌控选举_卫视频道

村组法的罪与罚：黑恶势力通过家族掌控选举

2010年06月04日 14:46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村委会和乡镇一级政府之间的矛盾会很明显吗？

于建嵘：因为村委会的权力，假如真正选举的话它的权力来源于选民，来源于村民，那么可能选一个人出来，他是不会听这个乡干部的话的，因为我的官位不是，我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不是来源于你的县乡政府，我来源于选票，所以我选了之后，我对我的选民负责，那么这个时候又存在了一个，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权力来源，上的权力来源和下的权力来源之间的碰撞，那么这两种权力来源在乡村社会最明显的表现为村委会或村支部的关系。农村的领导机构往往由两部分组成：村委会和党支部。由于现行《村组法》中，并没有对两个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做出明确界定，导致两委在资源分配、财产支配上存在严重分歧。

于建嵘：那么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的一些重大的权力是吧，包括资产，包括一些土地资源，包括一些乡村规划，它都应该听村民委员会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党支部又怎么办呢，所以存在一个党支书和这个之间的矛盾。这个“两委矛盾”它在全国的农村都表现得很明显了。

为了解决两委矛盾，近年来，各地农村开始推行“一肩挑”的做法，即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由同一人兼任。据统计，在中国村干部中，两委职务“一肩挑”的比例已经高达61.9%。

那“一肩挑”存在它的弊病吗？

于建嵘：存在很大的弊病，我曾经有一年我陪我们的一个国家领导到湖南调查的时候，他们那个介绍说我们保证99%的“一肩挑”，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假如现在老百姓选的这个人不是党员你怎么“一肩挑”？是吧，你不是“一肩挑”吗，他是党员，你选上了，你让他当党支部书记，他不是党员你怎么办，当时那个地委书记回答我了，他说不是党员很简单，发展他入党，他不是“一肩挑”了吗。所以要想一切办法，要把这个解决问题。但是我又开玩笑说，我说假如他不入党你怎么办？他说还有不入党的人呢，他既然想当村干部，他就要入党。所这种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尽管“一肩挑”解决了两委表面的权责问题，但是由于同一人兼任两个重要职务，两委之间的监督职能就被削弱了。于建嵘在调查中发现，"一肩挑"的领导模式还助长了农村的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甚至在某些地区，村民自治已经逐渐衍变成为村干部的自治。

朱麦囤（中牟县白沙镇党委书记）：现在的村民自治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异化为村干部自治，就是说基层民众没有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人。

我们还看到有些评论说，在《村委会组织法》实施以后，村民自治有的时候会变成村委会自治，或者说村干部自治，这种情况普遍吗？

于建嵘：对，这个情况也很普遍，就是选举完之后村民实际上就没有办法监督这些村委会的干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民会议开不起来，很难开一次村民会议，那么这就变成了这个权力就归属到了几个的村干部中间来，村干部他们就垄断了这个权力。

解说：山西吕梁市下西村村支书李世明，多次利用权力之便强占村中资产、殴打村民。村民多次联名上访，但都没有得到解决。2008年9月23日，李世明与村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竟被村民张旭平刺死。然而在法庭上，法官却收到了当地两万多人的联名请愿，请求法院对张旭平从轻量刑。如果按照《村组法》的规定：在村民大会上，全村五分之一的村民投票，就可以对村干部行使罢免权。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村民无法行使罢免权，而被迫选择铤而走险呢？

为什么村民大会召开不了呢？

于建嵘：村民大会召开不了的有几个原因，一个现在有几个村庄，公共事务相对而言不是太多，第二个就是整个人口流动比较大，第三个开这个村民会议它的成本也比较高，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由于开村民会议需要村委会主任去，他们要是这个会议，他不开。

于建嵘：他不开你们不能自己开啊是吧，你必须要有人来组织会议，他不组织会议，为什么，他不愿意让你们监督。

那在村民大会很难召开的情况下，假如说我对村委会主任不满我要罢免他，这很容易吗？

于建嵘：不容易，法律规定是可以罢免的，但是现在存在一个问题，谁来行使罢免，哪些人，所以一旦走向罢免你要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撕裂了，所以现在发生很多问题，都是由于罢免带来的，你要罢免我是吧，我可能组织人，我们家里有兄弟，有兄弟很多是吧，三大姨，七大八姑的过来打，所以乡村社会撕裂了。

解说：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在于按照本地人意志管理本地人事务。但是如何体现本地人意志，而自治和民主，又是否就是农民最好的选择呢？

解说：尽管在农村推行民主困难重重，但是农民自己也都在寻找着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次《村组法》修改的研讨会上，于建嵘邀请了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的基层干部，请他们讲讲自己的治村经验。

朱麦囤（中牟县白沙镇党委书记）：因为联产承包制把土地分到户以后，基层干部的影响力显著降低，干部管不住一家一户的经济，他就管不住他的人，他让他开会他不去，或者他骂，他不去，他就没办法他，他调动不了基层民众的积极性，因此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联产承包制把分的功能很强，但是合作的功能很弱，因此我们就针对这种现实困难，我们采取了联户代表制，

崔绍营（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委书记）：结合着村民委员会这个换届选举，然后让每个家庭，产生一名代表，每10到15户，这个家庭产生一名联户代表，因为不可能事事都开群众大会，让所有的群众都来，那么就是这个村民组，有什么事情，让联户代表组成一个组委会，你们共同商量，共同决定，然后由这个联户代表回去把群众的夙愿、要求传达回去，

于建嵘：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乡村管理模式，所以这次在全国人大修改这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时候我也提出来，能不能更好的利用传统的乡村资源，实际上我刚才讲的这个资源就是家庭和家族的这种资源来管理好乡村。

解说：除了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联户代表组委会，白沙镇还按10比1的比例从联户代表中再

选出村务监督员，组成村民监督委员会，以加强对村干部工作的监督。

崔绍营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委书记：这些就是中间这个村民代表也好，这个监委会成员也好，这都是不拿薪金的，都是义务的，那么都是老百姓觉得，为了我们村里边的事，我们应该尽这份义务。

利用家庭、家族的资源，比如说推行联户制度，它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在什么样的乡村最适合？

于建嵘：我认为这个在中国的乡村社会，相对而言比较，经济比较不是太发达的地区，或者讲个体化不是那么明显的地区，应该比较适合于，目前比较适合于这个情况。可以这么说中国80%以上的农村比较适合于用家庭，用传统社会资源来管理好乡村。

解说：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白沙镇充分利用农村的家庭资源，调动了农民对村务参与和监督的积极性。

李永忠（中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白沙镇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称得上小岗村这样的价值，而且我以为它不亚于小岗村，我认真看了你们的经验，认真听了你们的介绍，让我真的叫作大吃一惊。你们确实走在了很多人前边。

党双忍（中共宝鸡市委常委）：基层民主，村民自治这个方向应该坚定不移，但是这个实现形式可以是各种多样。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中心基金会副秘书长）：我是比较乐观的，我乐观在哪儿呢？就说我们农民是脚步是不停止的，农民被动员起来以后，农民要民主，农民要依法来参与政府管理，我觉得这个趋势没有改变，是吧，这是我们看到农民好多这种行为，比方说农民要学法，搞选举，要求罢免，这比前几年的事情还多，不管你法动不动，你法没动，农民在那儿自己在动，他在促进这个法，

解说：在这次关于《村组法》修改的研讨会上，于建嵘还提出要在农村推广“村治在线”的想法。他提议用先进的网络手段来武装农民，村委会要将财政支出和村务管理都公开在网络上，让村民通过网络来行使监督权。

于建嵘：最近我们社科院开发一套系统，使村务公开能够网络化或标准化的问题，我们开放了一套“村治在线”，就是使这些问题它必须这么公开，像现在上访，因村民私自上访的有百分之二三十是于村务公开的，我之所以告你说你没公开，你说土地你卖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要使它标准化，使它哪些东西必须公开，而且使它因为现在网络科技已经很发达了是吧，你写到墙上不如写到网络上去。

研讨会结束后一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并开始征集专家意见。至此，《村组法》的修订被真正提上了工作日程。

那这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公开的向社会征集意见，整体的效果您怎么评价？

于建嵘：它现在没有完全的向社会公开，它就是向学者公开，组织一个讨论，但是你刚才讲的应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什么这么多人关心村委会的选举，它实际上在构思我们中国的基层社会，中国的基层社会将来怎么去管理，它在构思这么一个社会的问题。

但是新的法案颁布之后和旧法案的相比，会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吗？比如说您谈到的理念问题，能够有，分出高下吗？

于建嵘：没有，没有。我分析的情况就是太大的变动没有，现在看来啊，起码现在看来太大的变动没有，但是有些地方可能要好一点，比如对贿选，对这些东西的限定可能制度设计要好一点，

如果说新的法案公布之后，它的改变或者说实际意义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话，那么以后中国的农村基层建设应该怎么走？

于建嵘：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怎么使农村社会和谐和稳定和发展，给老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可能更加重要。

尽管《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已经被提上日程，但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却不容忽视。以现在中国农村经济落后、法律缺失的情况来看，基层民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这条路到底有多长，将取决于自上而下改革的纵深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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